12 来自莎伏安艾克的温暖

我 在博荣医院住院输液。六个月时我就开始出现宫缩。根据医院的说法，打点滴是为了避免早产。那天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的《荧屏档案》，之后放了电影《贵族之家》。我还没看过，应该还不错。突然，我感觉屁股底下有些潮。我尴尬地喊来了护士，满脸通红，告诉她我尿床了，就像个三岁的小女孩似的。护士并不怎么可爱，她掀开了我的被子。溢在床上的液体当然不是尿液。“您没小便，是破水了！”她对我说。髓？我破髓了？她在说什么？我又一次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了。我没有妈妈告诉我怀孕和分娩是怎么回事。她开始摸我的肚子。“差不多了！得走了！”十分钟以后，她跟一个医生回来了。

“她有几个月了？”

“快到八个月了……”

“啊，好，哎，我们走。你们可以给她准备一下了。”

给我准备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我怀疑这些和我的生产有关。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孩子将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十九岁的可怜女孩对人生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样的。他们会不会打开我的肚子，就像做阑尾炎手术一样？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此外，这肯定会疼得要命，自从我在妇产科住院以来，我就听到了几十个女人痛苦的喊叫声。“她们之所以那么疼，可能是因为在开肚子之前没有被打麻醉……”两个月以来，每天我都因为宫缩而疼痛，但还没有什么能让我像每天在走廊里听到的那样号叫。此外，宫缩的疼痛与她打我时的疼痛相比，完全是可以忍受的。

我来医院两个月了，分娩前的几个小时，我依旧无知得可怜。好在我又见到了在七楼上班的莎伏安艾克。她每天都来看我。“我的小宝贝，她怎么样了？”她的东欧口音说起话来似乎总是很着急。但莎伏安艾克还是那样的亲切热情、精力充沛，跟我患脑膜炎时见到的一样光芒四射。她继续给我带来糖果、羊角面包。有时甚至是孩子的衣服。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肚子。“好吧……宝宝……你还要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待一会儿。”她对孩子说。一天，看到我还是一头雾水，跟第一次住院相比并没怎么成熟，她便送给我一本书：劳伦斯·裴诺德的《怀孕和育儿》。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知正常的妊娠期是九个月，但第八个月后生产也是有可能的。显然，我已经跳到了“破水”这一步了。书中的一句话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最后一个月，婴儿会变美。绒毛褪去，头发和指甲生长。”婴儿会变美，在后来我们相遇时，我把这个画面当成了隐喻。

“这孩子，有爸爸吗？”一天，莎伏安艾克问我，显然是担心我的经济状况。

“有呀。”我理所当然地回答。没爸爸就有孩子？这个想法太好笑了。

“他不来看你？”

“不。”

我在作答时甚至没意识到她在为我担心。我怎么能注意到呢？就连我自己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毫无概念。我继续我的生活，不做任何决定。有人会为我做决定。你去医院，你去社会中心，你回到医院。这些事情就这样自己发生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十九岁的我还是个未成年人。至于做决定，即使我想自作主张，也没人给我机会。“他回家了，到了南部。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怀孕了，但他没有回复。”我把这些都对莎伏安艾克解释了，没有一丝悲伤，也没有怨恨。我平静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然而，故事并没我讲得那么简单。事实上，我本该在怀孕初就做出决定的，更容易的决定。

* * *

几个月前，就在知道我怀孕了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安德烈。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他知情，这只是出于诚实，而不是为了让他跟我一起换尿布，也不是让他在经济上支援我。我尤其不是让他回来。我甚至不在意这个消息是会让他高兴，还是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只想让他知情。我只有在面对问题时才能够意识到严重性。

周日早上，我去莫瑞斯特家见到了她，她又住回了福瑞盖尔街。我准备去圣日耳曼昂莱的森林散个步。系鞋带时，细绳在我指尖断开了。“去裁缝店再买一个吧。”姐姐对我说。我于是又去了这家好笑的店铺，父亲在这里买了个窗帘环结婚用。那位小个子的胖夫人还总是待在柜台后面。我买了一副鞋带就回去了。几分钟后到了家，我姐姐坐在椅子上，脸色严肃。“刚才有位夫人找你。她会再来的。”我把新鞋带穿进了球鞋中。我们面对面地坐下，等着这个神秘的人回来，一言不发。

听到敲门声，我们俩都惊跳了起来，默契极了。莫瑞斯特起身开门。

“她在吗？”

“在，她刚回来。”

“我能跟她谈谈吗？”

“好，您进来吧。”

“不，不，我们私下谈……”

我集中注意力听也没用，我不认得这个女人的声音。我得起身跟她出去，不让我姐姐听到。我于是站在了小时候每天都会走的路上，当时是为了去餐馆找爸爸。我面前的这位女士还没说一句话就已经让我脊背发冷。在我眼中，她有个致命的缺点：她很像那个疯女人。

“我听说您怀孕了……”她对我说。这些话使我的脑袋飞速运转。我分析着她的语调、声音、眼神、手势。几秒钟以后，我断定此人应该是个社会工作助理，她的任务就是带走我的孩子。我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去妇科医生那里，他们就说服我：作为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未成年人，把孩子送去领养才是明智之举。“把我的孩子送出去！”几星期以来，这个念头成了我最大的恐惧。我怕得打战。“是的，我觉得这能看出来。”我骄傲地鼓起了肚皮。她镇定地继续说：“您不应该想着以此来要挟一位年轻人。您明白吗？”她到底在跟我说什么，这个女人。要挟一个年轻人，我差不多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我完全不知道她想干吗，更不知道她是谁。“我不可能要挟一个年轻人。我才无所谓呢。我给他写了信，这是我的义务，我告知他情况，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尽可能冷淡地跟她对话，我的眼睛盯着她的眼睛。我只有一个目的：不管她是谁，我要让她知道，带走我的孩子不可能。“不，您明白么……我是他的母亲……”她接着说。最后一句话让我一下软了下来。我听到的最后几个词是：“好了，我们进去吧。”

回到莫瑞斯特的公寓后，我还没有缓过神来，自己像是在泥沼中挣扎。只言片语的谈话从我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并没留下什么痕迹，就如同让皮肤打战的穿堂风，很快就被忘记了。我们三个都围坐在餐桌旁，相互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我显然是这场谈论的中心，有人问我话时，我便随口应付。我仿佛是一艘配备自动航行系统的小船，正在穿越暴风雨。“好吧。”等我回过神来时，莫瑞斯特转身对我说：“挺好的，你要去南部生活了。”我渐渐看得到海岸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