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赵家城（第4/7页）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赵佶父子被金兵俘虏北去（南宋的御用文人称之为徽钦北“狩”，又玩了一回堂皇的文字游戏），在五国城的土炕上，赵佶写了一百多首诗词。诗词不是赵佶的特长，他的特长是工笔画和瘦金体的书法。但金人不会给他那么好的创作条件，他只能赋诗填词。一个半跪着苟延残喘的羸弱之躯，其人格精神和审美光芒都相当黯淡，也失去了把悲剧体验上升为历史感悟和艺术至境的博大底蕴，于是，剩下的只有那一点充满了技巧感的哀叹和低泣。

赵佶在五国城活了八年。说来可怜，他死后，他的儿子赵构以称臣、岁贡，再加上抗金英雄岳飞的头颅为代价，换取了和敌人的一纸和议，金人方才同意归还死鬼赵佶的棺材。其实，赵佶死在远塞，骨骸早已散失，金人连另外找一副死人骨头来代替也懒得做，他们知道这口棺材不可能打开，只在里面胡乱地放了一架破灯擎。棺材运到临安时，赵构躃踊号哭，很表演了一番。这个哑谜后来也是那个盗墓的杨琏真伽揭开的，当他挖开赵佶的祐陵，撬开棺木时，不禁惊呼：“南朝皇帝根底浅薄，尸骨全无，已化为一架灯擎，把金银珍宝都吞蚀了。”这个盗墓贼恼怒之下，一跺脚把灯擎踩得粉碎。

把盗墓失手归咎于南朝皇帝“根底浅薄”，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我想，金人当初单单选择了一架破灯擎而不拿别的什么作替代物，大概也受着某种潜意识的指使吧，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军事帝国，可供选择的寻常器物很多，例如悬在每个人腰间和墙壁上的刀鞘，例如骑手们须臾不可或缺的鞍镫，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这些东西的概率都要比灯擎大得多。或许他们也认为死鬼“根底浅薄”，配不上这些吧。是的，刀鞘裹挟的是强梁锐气，青锋出鞘，漫出一抹寒光、一股雄风、一缕金属的铮鸣。用它裁剪出来的语境也不同寻常，例如，弹铗而歌，闻鸡起舞，剑拔弩张，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怨来吹箫，狂来说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壮士的。而鞍镫则是骑士的爱侣，它伴着奔撒的马蹄追风掣电，随着骑手每一个英武的身姿欢呼跳跃；它从不畏惧杀戮、强悍、冒险和拼搏，它的属性中充满了征服欲和一往无前的动感。这些，可怜的赵佶显然都配不上。就生命质量而言，他只配一只破灯擎，上面是淋漓的烛泪——污浊而丑陋。

和赵佶一同被虏北去的钦宗赵桓却在金国活了三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有幸和被俘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囚禁于同一座寺庙里。这两位亡国之君最后又恰恰死于同一场面，但生命的造型却迥然不同。一天，金帝国的将领们比赛马球（骑射和征战是女真人的天性，在和平年代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便成为这种天性的宣泄），金主完颜亮命这两位倒霉鬼也去凑热闹。赵桓文弱，不大会骑马，竟从马上跌下来，被飞奔的马蹄践踏而死。那位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却体格十分健壮，他企图乘乱逃出重围，结果死于乱箭之下。

两个亡国之君，很难说谁比谁死得更有价值。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文化素养远远高于辽帝的赵桓，在生命强度上却远远逊于对方。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轻飘得有如一片落叶，马蹄急雨般的捣碎了他的身躯，他连呼喊——不，连呻吟也没有，一个孱弱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在游戏者飞扬的旌旗和雷动的欢呼中零落为泥，无声无息。而游戏者甚至还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马蹄下的那一幕小小的悲剧，死者太窝囊，也太吝啬，他决不施舍一丝抵抗、一丝挣扎，或者一丝怨愤，以激励你的神经，让你稍稍感到一点杀戮的快感。这样的结局，于受难者和肇事者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

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也是从奔驰的烈马上倒下的，但那是在一场围绕着他进行的追杀途中，在一场意志的较量之后。一个年迈的囚徒，却能以自己的奋力一搏调动起那么多威猛的将士，让他们为之惊诧、慌乱、愤怒（但绝对没有鄙夷），进而鸣鼓号呼、扬旗奔逐。他以抗拒死的姿态死去，那马背上的身影亦堪称一尊力的雕塑。同样是飞扬的旗帜和雷动的欢呼，这时候统统成了死者的浩浩仪仗。乱箭如蝗，热血如注，那遗骸也是相当卓越的。他或许要长啸一声，那声音也应该归入诗的范畴吧，在这样的诗句面前，他强悍的对手也禁不住要为之喝彩。而赵佶父子的那点才华便显得过分纤巧柔弱了。耶律延禧在当政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作为一具生命个体，他却是健全而生气勃勃的，这是契丹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北方称雄数百年的底蕴所在：征服的意志、搏杀的欲望、永不驯服的野性、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即使是死，也要山一般的倒下。在这里，我想起了辽帝国覆亡后，皇族后裔耶律大石的壮举。耶律大石不仅是中国12 世纪卓越的军事天才，而且是一具非凡意志的化身。辽亡后，他集结残部奔突西行，越过中亚细亚广袤的荒漠，沿途击败了众多部落的拼死反抗，一直抵达伊朗北部的起尔漫城，在漫天风沙和潇潇血雨中建立了新的辽帝国。这个西迁的辽帝国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可以想见，这需要怎样一种倚天仗剑的气魄和万丈峰刃般的峻厉。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耶律大石的辽帝国西迁后，其踪迹便杳然难寻，以他们那原本就很低的文化水准，经过天翻地覆般的转战逃亡，连他们自己的契丹文字恐怕记得的人都不多了，因此，他们对人类文化没有什么贡献。这样的结论实在有失偏颇，至少，在耶律大石仗剑西征的背影下，偏安江南的赵家小子们虽然活得相当惬意，亦相当风流儒雅，“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但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有文化”的阉物和侏儒而已。

是的，这是一群蝇营狗苟、毫无生命光彩的阉物和侏儒，而这样的王朝居然能偏安一百五十多年，简直是我们民族的羞耻。你还能指望他们伟岸雄起吗？还能指望他们在灭亡的瞬间爆发出悲壮的一搏吗？还能指望他们的后裔中走出耶律大石——哪怕是耶律大石那样的一道目光、一声呐喊、一串扣人心弦的马蹄吗？这些统统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我怀疑赵若和之所以在赵家城内隐姓埋名，并不是为了躲避蒙古人——蒙古人对宋室后裔一般还比较客气，不会太难为他的——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心怀故国的宋室子民。作为赵家的近支宗室，又是曾被内定为“第三梯队”的龙种，一旦暴露了身份，其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极有可能成为遗民们的精神领袖。说不定哪一天早上，百姓们会扯出一块“宋”字大旗，将他拥戴而去，加上一副冠冕，让他带头造反。而这种勾当，赵若和是断然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