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第5/6页）

出马园巷口，眼前是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在那大门前徘徊了好一阵，不是为了怀古，也不是流连景观，隐隐只觉得心头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呼吁：过去的盛家旧宅，如今的人民法院，很好！那么，就请你对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对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个叫盛宣怀的人物，作一个庄严而公正的评判吧。

假如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这种评判或许会相对容易得多，但历史毕竟绕不开那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1 月，北京的天气格外阴冷，而紫禁城内更是笼罩着一派黯郁不安的气氛，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大清国的权力中枢顿时像失去了定海神针一般，政潮起伏，波诡云谲。

来自北京的邸报每天按时送进上海的盛氏公馆，送到盛宣怀的红木案桌上。盛宣怀随意翻看着，一边想象着京师的一幕幕连台好戏，嘴角上露出一丝隔岸观火的冷笑。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向洋人借钱，兴办路矿。不料有一天，送进盛氏公馆的却是一道来自北京的上谕，朝廷任命他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就是给朝廷搞钱。不久，又擢升他为邮传部尚书，跻身内阁。

盛宣怀说不清是喜是忧，他只得打点行装，到北京去做官。

把一些“知识化”的专门人才选提为管家婆式的行政官僚，这是中国官场中的一个误区，其主观意图或许不坏，但结果却往往大打折扣。因为官场自有官场的一套思维模式和道德规范。苏东坡应该说是个正派人，也是做过大官的，自然深切地体味过被官场人格浸淫的痛苦，他甚至“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无疑说的是反话，因为呆子自不会有人格分离的痛苦，能够心安理得地遵循官场人格的一套去操作。即使是那些原先品格不错的人，一入其中也往往不由自主，逐渐沾染上做官特有的那种优越感，长此以往，自然是丢了专长，学了一套官腔官调和官派。

盛宣怀是做过官的人，心底深处是很有几分官瘾的，因为做官有做官的权威，苏东坡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会有，而张之洞的官场遭遇更是记忆犹新，这个少年时代就被称为“司马相如”的才子，外任数十年却一直不能内召入阁。像他这样政绩昭著的主儿，当官不能入中枢，真不如回家种红薯了。为此，张之洞很有些牢骚：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寒日到虞渊。

宋代的君王不用南方人为相，但屈指数数，南宋的几个大忠臣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不都是南方人吗？张之洞以宋代南北之别，喻清廷满汉畛域之分，其怨忿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盛宣怀轻飘飘地就进入了中枢，他着实应该庆幸。

但庆幸之余又多少有点遗憾。他是在十里洋场泡过的，那种潇洒和滋润也挺值得眷恋，因为干实业有干实业的实惠。当官的用钱得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掏，虽然掏起来不很费劲，而且一般都是送上门的，但终究不及办实业的那般流畅自然，因为那钱就在自己的口袋里，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兴之所至，破财只当风吹帽。况且还有个心态问题，你别看那些“冰敬”“炭敬”来得容易，其实心里也不那么安分。朝廷又养了那么多风闻言事的御史，弄得不好，参你一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不算，还得丢乌纱帽。

遗憾尽管遗憾，官还是要当的，因为盛宣怀找到了一个结合点：“目下有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说得很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既当官又抓住实业不放，把权威和实惠集于一身。

盛宣怀在喜忧参半中完成了向官场人格的倾斜。他原先督办轮船招商局时，是极力抵制官办的；但自己一旦当了官，就立即下令把招商局收归邮传部管辖。他的汉冶萍公司开张以后，即奏请“不准另立煤矿公司”，企图利用官权，独揽专利，这不是武大郎开店是什么？

但这样的评判又似乎失之偏颇，因为盛宣怀毕竟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辈，这些年来，他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神州大地上那些傲然崛起的巍巍巨物和雷霆万钧的轰鸣声，唤醒了一个古老民族中世纪的梦魇，也为病恹恹的中华文明争得了几分自信。因此，即使如今身在魏阙，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无论是面对儒家传统的人生框范，还是面对当今最为紧迫的强国救亡之现实，都是那样悲壮而执著。然而悲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旧式官僚，本钱既不足，又好大喜功，便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那场把盛宣怀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革命终于发生了。

这是真正的悲剧。盛宣怀为中国的铁路事业真可谓夙兴夜寐，不论是经营汉阳铁厂或筹建通商银行，其出发点都是为了铁路，前者是为修筑铁路炼制钢轨，后者是为兴办铁路筹集资本。而创办大学则是为了培养铁路事业的专门人才。他是个道道地地的铁路至上主义者。然而，辛亥革命的发起恰恰是从声讨他的“铁路国有”开始的。先是武昌的革命党人握着汉阳铁厂生产的新式步枪呼啸而起，而后是八方的响应者电报串联，火车驰援。他苦心经营的那些近代化的玩意，恰恰为这场大革命准备了最为快捷、也最具威慑力的物质力量。到了这种地步，盛宣怀别无选择，他只能到日本去避避风头。更加伤心的是，在逃亡日本神户途中，他乘的是德国人的一艘旧货轮，而自己一手创办并控制的招商局的那些艨艟巨轮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从天津到神户的旅程是漫长而寂寞的，每天看日出日落，听潮涨潮息，正可以静静地反思人生的许多大问题。他或许有满腔的怨愤和不平。自强之道，首在铁路，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单靠马车和驿道，富国强兵永远只能是痴人呓语。但筑铁路不是修长城或挖运河，靠皇上的一道谕旨和老百姓的血肉之躯就可以成就的。筑铁路得有钱，那玩意说穿了是银子铺出来的，而经过了甲午和辛丑，中国最缺的偏偏是银子。国人皆骂我“卖国”，可我盛某人从来可曾卖过铁路？我一向主张“宁借洋债，不卖洋股”，因为卖了洋股，铁路就不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那么就只有借洋债了，但借债得有东西抵押，把原先允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借洋债的抵押，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其目的还不是为中国多造几条铁路吗？“借鸡生蛋”，这是连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妪也懂得的资本积累模式，国人为什么偏偏不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