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第4/6页）

盛宣怀到上海来了。北京是一个闭塞的官场，虽说是冠盖如云，摩肩接踵，但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框范着，连李鸿章那样的一品大员，每次进京陛见前也要在家里练习跪拜叩头。上海却没有这许多规矩，上海只是个花哨而喧嚣的自由市场，这里有通宵不灭的洋灯和穿梭奔忙的蒸汽火轮；有西装革履的冒险家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医院、邮局、拍卖行、跑马厅、文明戏、新闻纸；有令外地人莫名费解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之类的洋泾浜英语。在这里，盛宣怀的商业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他创办和经营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华盛纺织厂；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和中国最主要的铁路干线。他还兴办了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学校即后来闻名中外的上海交通大学），再加上他先前经营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也是最大的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这些“最早”“最大”和“第一家”，任何人只要能够沾上其中的一条，就宠誉非凡，足以称为奠基者或先驱了，而盛宣怀却当之无愧地统领风骚，这无疑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坐落在跑马厅附近的盛氏寓所修葺一新，盛宣怀定一定心绪，在上海长住下来。北京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遥远，耳边只有喧嚣不息的生意行情。他很快就被十里洋场的景观同化了，怀里揣着瑞士钻石表，金丝眼镜是道地的法兰西产品，和洋人打交道时，也能用英语寒暄几句。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要到北京去走走，但他现在完全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讲话。有过官场经历的商人毕竟与纯粹的商人不同，他更善于利用权力的杠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善于把经济活动融化于政治交易之中。在关于汉阳铁厂的体制问题上，他的商股商办又遭到张之洞的反对，他就把意见直接捅到庆亲王奕劻那里。奕劻本是个颟顸庸碌的老官僚，但他贪财好货，在北京有“庆纪公司”之称，盛宣怀有的是银票，这样话就好说了。他还怕奕劻也说不通张之洞，又从旁献上一计：“可否求钧署（即奕劻把持的总理衙门）托为西洋熟习矿务者之言以讽之，或尚及挽回。”也就是借洋人的力量来改变张之洞的不合理的做法。后来的论者往往据此抨击盛宣怀的买办嘴脸，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作为企业家的盛宣怀在京城长袖善舞，周旋得相当潇洒。为了争取芦汉铁路的修筑权，他特地从国外订购了一部发电机孝敬慈禧，为她在颐和园内安装电灯，全部费用是白银十四万两。昆明湖畔，身穿燕尾服的洋技师指挥着一群小太监装机架线，忙得颠儿颠儿的，这情景很使人想起一些往事。这座即将华灯大放的皇家园林，不正是李鸿章当年从北洋海军的经费中抽出六十万两银子修建的吗？如今，北洋海军早已销声匿迹，而湖光山色中的园林却更有一番风光。另一件人们知之不多的往事是，与北洋海军差不多同时建立的广东海军中有一艘“广甲”舰，在甲午战争前执行的是中堂大人亲自下达的公差：负责由南方向朝廷运送“岁贡荔枝”。历史上送荔枝的故事往往没有好结局，“一骑红尘”的尾声是魂断马嵬。这样的联想或许令人警醒，或许令人颓丧，但盛宣怀不在乎，中国的事情就吃这一套，要干成一桩事，不放血能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送白不送。他频繁出没于王公贵族的朱门，手面之阔绰，大有海派风度。

但商业人格却不允许盛宣怀介入政治纷争，商人的本质是实用，不管你帝党也好，后党也好，我统统不介入。因此，当康有为等人一次又一次地上书清帝，鼓吹变法时；当光绪在西花厅召见维新派头面人物，并“诏定国是”时；当各地督抚闻风而动，“朝野之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起”时，盛宣怀却高卧沪上，做着他自己设计的强国梦，始终未就政体问题公开表露过任何看法。在他的奏折、电稿、函牍中，所涉及的尽是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他虽然偶尔也提一提“立宪”这个字眼，但其所说的不过是“立宪最重理财”。他考察日本归来，总结明治以后日本成功的经验，认为关键“全在理财得其要领”。盛宣怀只是个企业家，他脑子里只有资本和利润之类，或许在他看来，那些激动人心的变法纲领只是书生之论，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与其空谈新政，还不如实实在在修几条铁路管用；或许由于他有过多年的官场经历，对政治的险恶有某种预感。

盛宣怀的预感果然不差，1898 年7 月20 日上午，光绪帝在勤政殿召见来访的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位连做梦也在想着康乾盛世的皇帝也太天真了，居然要这位刚刚在战场上打败了自己的日本人献策改革中国，使中国尽快自强（就在前一天，同样天真的康有为也曾走访这位日本人，恳请他出面赞助新政）。但伊藤一点也不天真，他并不认为一个患软骨病的中国有治愈的必要，对于变法图强，只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就在这时，有太监闯进来传旨，说太后召皇上速去颐和园。这一去，光绪就没有能再回到勤政殿来，慈禧把他囚禁起来了，热闹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悄然收场。

热闹也好，收场也好，盛宣怀还是一门心思忙他的实业。就在帝党沸沸扬扬地变法，以及后来后党血雨腥风地杀人时，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代表团在上海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以本铁路及其所属一切产业为担保。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又着手筹建“萍乡煤矿局”，开采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产煤主要供应汉阳铁厂，而铁厂生产的钢轨则用于修筑铁路。北京的好戏密锣紧鼓，从西花厅、勤政殿出西直门到颐和园，最后在菜市口扔下几颗血淋淋的人头，画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上海的盛氏公馆也并不冷落，雄心勃勃的擘画，如履薄冰的谈判，既浪漫又实在，商务电报日日夜夜地在长空徘徊，最后凝聚在数千里以外的铁路和矿山上。两台戏各唱各的，互不相干。盛宣怀庆幸自己没有搅进政治纷争中去，管他是这一帮人乘着火车宣扬变法，还是另一帮人利用电报追捕新党，干我鸟事！

四

在常州，我后来还打听到盛家的另一处故居，地址在老城区的大马园巷一带。从巷口望去，两旁尽是简陋的木板门，并未发现那张扬着富贵气的骑马墙及紫铜门钉雕花窗棂之类。有竹竿挑出小院的围墙，上面穿晒着小儿衣裤，一看便知是寻常居家。正值晌午，几个老人在小巷里悠闲地漫步，据说这一带原先是盛家的祖宅，到了盛宣怀的父亲中举显达以后，才搬到大井头去的，这里便成为义庄，用于安置盛氏旁系的贫家子弟读书和生活。推算下来，盛家迁居时，盛宣怀还很小，零落在这里的大抵只有童稚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