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院（第3/6页）

乾隆四十年，王念孙考中二甲第七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万人期羡的风光历来被渲染得十分张扬。这一年，王念孙才三十岁出头，在翰林院堂皇的仪门下出入时，他有理由自负而潇洒。然而几个月后，这位新科进士却突然乞假归里，回到了高邮西后街的这座庭院。

为了探究当事人的心灵历程，我们不妨先走出这座庭院，稍稍巡视一下那个云蒸霞蔚和昏天黑地的乾隆四十年。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太平天子，但太平天子当腻了便要寻开心。乾隆一生最起劲的是两件事：一是做文人，一是杀文人。做文人的是他自己。就数量而言，这位皇上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诗人，以他名义发表的诗词总数超过四万二千首，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就算他生下来一落地就会写诗，平均每年也有五百多首。这中间究竟有多少出自圣躬我们且不论，单就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他是很推崇文人的，不然自己何苦硬要往那里面挤呢？杀文人虽然是从顺治四年的函可《变记》案便开始了，其后历经康熙、雍正两代雄主，文字狱愈演愈烈，但真正杀得深入持久史无前例的还是乾隆。乾隆一朝，全国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真可谓砍头只当风吹帽，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从乾隆四十年开始的那几年又恰逢杀得兴起，现在有案可查的文祸达五十余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也是最后一个高峰。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当数栟茶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栟茶这个地名，人们肯定相当陌生，但若是提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立即会毛骨悚然地想到那场血雨腥风的文字狱。那场由微不足道的小事缘起，最后以一大堆人头和浩浩荡荡的流放者作结的文坛巨祸，就发生在这座小镇上。

栟茶和高邮同属扬州府，相去大致不远。案件发生时，王念孙已回到高邮，当他在书斋里疏证《广雅》时，外面的驿道上，成群结队的案犯正押解北去。冤鬼呼号，牵衣顿足，想来他是很难潜心入定的。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一柱楼诗集》案。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有一个姓蔡的无赖想讹诈徐家的田产，便以徐家曾私刻禁书相要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要挟是相当厉害的。徐家因确实藏有先祖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胆气便不足，只得赶紧把诗集包扎好送到东台县衙门，先占一个自缴的主动。又通过官府出面调停，让出有蔡氏墓地的十亩田产，以求息事宁人。徐氏本是官宦之家，又是栟茶首富，这样割地求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岂知对方的目的原在于狠敲一把，哪里看得上区区十亩墓地？当下又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递控状。为了浑水摸鱼，他索性把东台县吏也作为徐家的庇护人一并打进去。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这个徐述夔原是一方名士，乾隆初年中过举人，也当过七品知县。像好多读书人那样，官场不很得意，便将才气和情怀倾注于诗文。到了晚年，他把自己的苦吟所得编为《一柱楼诗集》雕版付印。一般来说，这是很风光的事。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他死后多年，这本诗集会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其实他应该想到的，早在康熙元年，因庄氏《明史》案而被问罪的钱塘才子陆圻就对子女说过：终身不必读书。这样的忠告既令人心碎，也足以令人警醒。但中国的文人都是天生的贱骨头，你叫他不读书、不吟诗，真比杀了他还难受。徐述夔大小也算是个官场人物，偏偏就一点不识时务。

事情闹大了，那就查办吧。

查办并不困难。其一，徐家缴书在前，蔡氏告发在后，根据乾隆三十九年下达的查办禁书的谕旨，只要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其二，诗集中有没有“悖逆言词”，也就是有没有辫子可抓，这是关键。一个失意文人的情怀小唱，无非吟风弄月，感时伤事，有些则纯粹是无病呻吟，似乎找不出什么违碍之处。

以上是江苏巡抚的奏报，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但皇上并不需要实事求是，他需要的是一颗具有轰动效应的“政治卫星”。自三十九年他通谕全国查办禁书以来，人虽然杀得不少，但那些首级大都不够分量，不足以震慑士子人心。很好，来了个《一柱楼诗集》案，作者是个举人；事情又恰恰发生在人文荟萃的江苏，拿来开刀，且杀他个桃红柳绿杏花春雨，给江南的才子们一点颜色看看。此案中又有官吏包庇的问题，这更合朕意，一并杀将过去，让封疆大吏们清醒清醒，看他们以后还敢空言塞责！

来人哪，刀斧伺候！

且慢，不是说徐家缴书在先，蔡氏告发在后吗？鸟用！谁先谁后，那只是枝节问题，无须纠缠。乾隆问道：为什么早不自首晚不自首，在知道人家要告发时才去自首？可见是存心匿书不报。于是，徐家自首无效。

不是说几首吟风弄月的情怀小唱，无关大碍吗？屁话！吟风弄月中难道没有政治？且看这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明朝”就不消说了，自然是指朱明故国（果真不消说吗？）。至于“去清都”，乾隆又问道：为什么用“去”，而不用“上”清都，“到”清都呢？“去”就是除去，就是反清复明，用心何其险恶！

还有，诗集的校对者叫徐首发、沈成濯。首发，头发也；成濯，语出《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凋落也。首发，成濯，孤立地看并无深意。但若把两人的名字连起来，便成了“首发成濯”，自然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乾隆再问道：为什么徐首发不同别人合校，偏偏要找这个“成濯”联手，这中间大有文章，两人显系逆党无疑。

这个乾隆，真不愧是诗词产量达洋洋四万余首的“文章巨擘”，能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玩得这样随心所欲，造化无穷；也不愧是人海之中取书生首级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能问出这样具有政治杀伤力的“为什么”。毋庸置疑，在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上，能问出这样高水平“为什么”的，乾隆大帝即使不是千古一人，也是千古几人之一。

可以想见，在这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为什么”之下，那些卑微羸弱的文人是何等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要知道，当乾隆在问这些“为什么”时，也许那御案上还放着他墨迹未干的诗稿，一个自己也在苦吟“平平仄仄仄平平”，以至不惜遣人捉刀代笔往文学圈子里钻的人，怎么会这样恶作剧地作践文字、作践文人呢？若笼统归结于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政治敏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深层次的心理动机恰恰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自卑，以及由这种自卑而生发的嫉妒，感到自己这方面不行，才猜忌和作践比自己行的人。试问，唐明皇会猜忌文人吗？他文采风流，诗书琴棋无所不通，和当时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坐在一起，也照样可以进行层次不低的对话，他自信得很，用不着去暗算人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李白才能笔下生辉，流出那样文采瑰丽的《清平调》。你看诗人在皇上面前何等放浪形骸，一会儿要这个脱靴，一会儿又要那个磨墨，架子搭得够可以的了。平心而论，那三首《清平调》在满目辉煌的《李太白全集》中，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其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倒是很有点讽喻意味的。以玄宗的文学素养，不可能看不出。但他只是一笑置之，照样给他官做，给他酒喝，可见当时的文人不仅自由，甚至有点“自由化”了。应该感谢大唐天子那宽容而温煦的一笑，因为，正是那种相当“自由化”的宏观环境，孕育了恢宏瑰丽、气象万千的盛唐文化，让中华民族的子孙能够千秋万代地为之神采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