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6/7页）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上封，列其美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 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志哉！
给人家写墓碑还忘不了显摆自己那种士大夫的优越感，似乎这五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红大紫的荣誉，是沾了东林党人的光，不然，像他们这样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老于户牖之下”，“人皆得以隶使之”。这样说就好没意思了。
真正有点意思的是，五位义士的墓是拆毁魏忠贤的生祠建造的，而魏忠贤的生祠又是当初用拆毁东林书院的钱建造的，在这繁复的拆建之间，不仅隐藏着一段不平常的政治史，而且昭示着一种相当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东林党入不会揭竿而起，这毋庸苛求；颜佩韦等义士也不会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面对着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报复，他们选择了投案自首以消弭事端，而不是拉起竿子对着干，这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江南民风柔弱。李自成和张献忠只能出现在西北的黄土高坡，而东林党那样的文人士大夫，甚至颜佩韦那样的义士，则只能出现在江南的市井巷闾。这是一块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显露头角的舞台。但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又深埋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之中，市民阶层的脚跟也相当软弱，他们只能附和在别人之中隐隐约约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对着皇权喊一声“反”，他们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只能枕着一块忠义石碑，在秀色可餐的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
东林党人和江南的市民阶层不敢想的事，西北黄土高坡的农民却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就在张溥为五人书写墓碑时，陕西澄城县的农民高举着棍棒锄头冲进了县衙，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差不多也就在同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开始对宁远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与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军事奇才袁崇焕激战于松辽大地。兵连祸结，天崩地坼，距紫禁城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上，已经为疲惫的朱家皇帝预备了上吊的环扣。
五
在顾宪成故居的纪念馆里，我还见到了一幅署名“后学韩国钧”的七绝。韩是我的老家海安人，民国年间当过江苏省省长兼督军。但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闪光却是垂暮之年不当汉奸，以及新四军东进以后与陈毅的合作。电影《东进序曲》和《黄桥决战》中都有他的艺术形象。这首七绝写得很平朴：
东林气节系兴亡，
遗墨犹争日月光。
二月春风惠山麓，
万梅花下拜泾阳。
“泾阳”是顾宪成的号。诗写得不算好，但这位紫石先生站在端居堂前时，鼓荡于心胸的正是东林党人那种高山景行的气节。韩国钧写这首诗时已经六十四岁，二十年后，当他严词拒绝日寇的威逼时，不一定会想到这四句小诗，也不一定会很具象地以历史上的某位英烈作为楷模。但他那凛然正气中，确实贯注着东林先贤的流风。一个封建遗老，在那个民族垂危之秋闪现了自己生命的光华，他以八旬之躯为抗战奔走呼号，在病情弥笃时仍嘱咐家人：“抗战胜利之日，始为予开吊，违者不孝。”陈毅将军曾赠他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间问政，华夏有人。”肯定的也正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堪为民族脊梁的气节。韩国钧也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文人自应有文人的一份真性情。魏忠贤说得不错，你们文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有那么点骨气。但反过来说，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骨气，那还不成了一堆行尸走肉？
由此我不禁想到，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历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东林书院算什么呢？它是那么脆弱，战乱和权谋可以让它凋零，皇上一个阴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无存。书声朗朗，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读书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评时议政，似乎很热闹，也只是书生意气，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么倔强地坚守在江南的那条小巷里，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坐标。它留给后人的不在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在铁血残阳中鞭霆掣电、拔山贯日，支撑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发的伟丈夫。我们只要随便说出几个，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左光斗的节操影响了他的学生史可法，而史可法在扬州殉国的壮举又极大地震撼了江东才俊，松江的陈子龙便是这中间的一个。陈是幾社的领袖人物，他和柳如是的交往和热恋不仅是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更使青楼女子柳如是得到了一次“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思想升华。陈子龙后来为抗清牺牲，柳如是又用这种思想影响了钱谦益。钱谦益这个人的口碑不怎么好，他身为后期的东林党魁、文坛宗主，却在清兵进入南京时带头迎降。柳如是劝他投水自尽，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池水冰冷，投不得。”他不想死，但降志辱身的秽行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他和柳如是后来都为抗清做了不少事情，钱谦益因此几乎丢了性命。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时，如是以蒲柳之躯亲自到常熟白茆港迎候，站在冷风中苦苦地远眺故国旌旗。“还期共复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这位原先的烟花女子热切地期盼着像当年梁红玉那样桴鼓军前，报效于抗敌救国的战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东林党人大多死得很壮烈，受他们影响的后人也大多是爱国的，这是历史上的不争之论。
文章的开头曾提到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林书院的记事碑，我留意了一下，在募捐者中，以杨、荣、薛三姓居多，数额也最大。这三个家族不仅是无锡巨富，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我曾粗略地翻阅过他们的家族史，发现其中有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最初由读书入仕，而后官商兼备成为儒商，到本世纪初叶开始弃绝官场兴办实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巨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其中的薛家，其父辈即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玩味。一般的论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人的崛起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新时代的起点。终结和起点一步之遥，却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当我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仔细计算着无锡三大家族的捐款数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联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端于江南，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巨子为什么出现在无锡，是不是与面前的这座书院有着某种割舍不开的渊源呢？或者说，这募捐碑上的杨、荣、薛三姓“大款”是不是可以看作东林后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