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怨曲（第2/3页）

　　尚有神话般的关云长，谁能想到，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到头来，竟然迷惑于一条并不深密的小计，大意失了荆州，后世里，至少有几十出戏都唱了这一回，十有八九，都在感叹英雄的骄狂与末路，却多半是些轻描淡写：明明是劫难，看上去，却更像是一次为风雅准备的波折，虽说给铁幕般的三国荆州横添了一丝少有的情趣，但革命终究不是绣花，不是嶙峋怪石背后探出的一丛樱桃——失了荆州，便只好踏上穷途，更哪堪，性命的终点，麦城，就在不远的前方，事实上，就在失去荆州的同时，英雄也失去了他的一生。

　　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兵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枯槁，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谜底揭开之日，正是它油尽灯枯之时，原来，在它的内部，早就已经生出了一棵新树，那时我年少无知，熟视无睹，倘若是现在，我问我自己：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故楚的魂魄依旧在今日荆州涌动，不光是这棵皂角树，它也涌动在夕阳下的楚墓、奔流的江水和铺天盖地的滚滚麦浪之上？

　　回到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故楚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天，当秦帝国的战士踏入城门，有一桩事情，他们决然没有想到：被征服的队伍里，除了平静下来的平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王侯公卿，而空气中无处不弥漫着酒香。那其实是，当灭顶之灾已经注定无法逃脱，他们放下武器，写好了遗书：罪在我等，甘愿一死，勿杀百姓。之后，喝光坛中的美酒，拔刀自刎——为了亲人们的生，他们，如释重负地领受了死。

　　肉体的遗迹

　　这一回，说的是绝命诗。瞿秋白赴死之前，曾有“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之句，世事便是如此：死这一字，自是性命的终局，也未必不是真境、善知识和血肉里最后开出的花。在生死的交界，有人要留下句子，是为绝命诗，或是死不瞑目，或是追悔莫及，终归是指望和安慰，有这一句两句，仿佛是驿站长亭多了一座两座，长夜孤旅，携壶题壁刚刚好，最后的拯救与逍遥，都来得刚刚好。

　　自是有一些人，这一世不替自己活，他是在替眼前的风雅和后世的典籍而活，他也活得心力交瘁，但在旁人看来，肉体之外的物事篡改了他，他的行状里没有呼天抢地，也甚少欣喜若狂，说到底，这一场没有烟火气的生涯，不过是花团锦簇的阉割。唯有到了写下绝命诗的时刻，风开云散，水落石出，八十一难已过，此身便是如来，你是什么命，你就要归于什么样的句子，这绝命诗，实在不是别的，它是肉体的遗迹，也是遗迹里的肉身。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被押上刑场之前，监狱里的瞿秋白作成了这最后一首，却是集唐人四句而成，这四句里，除去致命的空无，还有隐隐的、独善其身的冷漠，这冷漠早在拷打之前就已将自己画地为牢，也足可使接下来的刑场和子弹自取其辱——我早已是孤儿，枪还未开，且让我最后一次完成这联句之戏，大限到来，我亦不过是，生生世世的孤儿。

　　子弹穿过身体，不会生出前所未有的道理，就像佛法道识，它们在今夜灌注人心，明早起来，该念经的念经，该打坐的人还是要打坐，尘世依然广阔，心怀一死的人照旧不盼望结果，无非是法身非相，无非是无住无相，如此，唐伯虎才会在阴阳交分时留下如此句子：“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世事真是难料，唐伯虎和瞿秋白竟是赴死路上的同道中人，如果他们生在一个时代，如果俄罗斯诗人叶赛宁也和他们生在一个时代，弄不好，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要结伴同行。一九二五年一个冬天的凌晨，在俄罗斯，风雪中的叶赛宁咬破了手指，用血写下最后的诗句：“再见吧，朋友，不必握手也不必交谈，无须把愁和悲深锁在眉尖——在我们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可是活着，当然更不稀罕。”

　　叶赛宁诀世而去，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找不到钢笔时就咬破自己的手指，相反，有人会走得更远，以至于，如果在这世上找不到一个人，她便要去另一个世界里找他，就像叶赛宁的情人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他最后的诗句是为她所写，一年之后，在他的墓前，无法接受世上已无叶赛宁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谁又想到，一首绝命诗，绝了两个人的命；谁又能想到，别人的句子，怎么会变成杀死自己的刀子？

　　绝命诗一途，实在也是字词搭成的奈何桥，在这桥上流连的人，既有一个无法重蹈的前世，还有一个雾气茫茫的前方，无论是心无挂碍，由此及彼只当作击鼓传花，还是捶胸顿足，拼尽气力也要踟蹰不前，暂且全都放下，时间到了，想哭的人终需哭出来，一切诉说、眷念和绝情，都要淋漓，都要恶狠狠，唯有如此，才能拿获此刻的解救，如此，做过清朝官吏的故明遗民吴梅村才会对自己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因乌台诗案下狱，自忖难逃一死的苏东坡才会对弟弟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你若是声称自己打山中来，总归有人要问，带没带来兰花草；现在，你是打血肉里来，你在写绝命诗，你便不是别的，那只执笔之手，其实就是包藏了人间生涯的七情六欲，或是已灰之木，或是不系之舟，旁人看去，总要见到你这一世，到底是水漫了金山，还是命犯过桃花。纵如李鸿章，“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之句既出，再回想他二十岁时写下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便有多少人抛却庙堂高论，转过身去，念及了他的难与苦；再如宋朝的蔡京，临死写下“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的句子，读过的人终是不免恻隐，千错万错，他究竟是饿死在穷途末路上。

　　话说回头，皮肉之苦，性命之忧，并不是在所有的绝命诗里都能寻见相应，“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嵩山道侣来相访，笑指黄花白鹤前。”清人严我斯的这几句临终之诗，看似声色未动，实有自圆其说的欣喜，却深得多少人的倾慕，只为它呈现出了一个结果，这结果风平浪静，让人忽略道路上的枝丫丛生，却又堪称奇迹，而且，奇迹的获得，并不是沥血抄经后的恩赐，说出去，人人都会相信，如此，它便成了人人的指望，好像才子佳人小说里末尾处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