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中国文人书房里,东西从不嫌多,许多还能成规模。《水浒传》开篇,当时还没成为宋徽宗的端王,在小王都太尉家看见个镇纸,说好,小王都太尉就派高俅送去府上,高太尉就此发迹。一个小镇纸都能成就一个人呢。李清照他先生精研金石,弄得易安居士也成了印章通,其他印盒、水注、笔架、笔洗,不一而足,每样都能把玩出花样来。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书房里千奇百怪,最后都为四样东西预备的,曰: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笔,得是特指毛笔。拿个炭条当笔作画,西方人觉得可行,在中国就有问题了。中国励志传说里,多有大贤人少时穷困,买不起笔,用柳树枝画沙子来学字的故事。古代文盲率甚高,能不能握管执笔,是否认字,就决定了出身品第,以后的人生遭际就可能是两个世界。《鹿鼎记》里,韦小宝就不会握笔,被陆高轩逼着写字,结果用握杀猪刀的手法握笔,真是辱没斯文。人都说蒙恬始创毛笔,是为笔之祖,然而商朝开始,已有毛笔,只能说蒙恬之世,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是属于精制了的毛笔,大概古人们也是在这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毛笔的毛可以不止一种。《齐民要术》里说了:青羊毛做笔芯,兔毫毛做笔被,这才能成好笔端呢。

当然到了后世,又不止如此了。软毫硬毫,狼毫羊毫,金管银管,竹管木管,所以后世得有笔架,琳琅满目,挂一溜笔待用,也可以说是摆谱。书画之家,尤重笔毫。潘天寿先生认为羊毫圆细柔训,很好使。苏轼被贬谪到岭南,就嫌那里的笔不得用——应该是岭南气候不同,动物的毛发硬度都不一样了。

比较传奇的玩意,是所谓鼠须笔。王羲之说,传闻钟繇就用鼠须笔,于是笔有锋芒。《法书要录》则说《兰亭序》是王羲之用鼠须笔写的。究竟鼠须笔是什么?真是用老鼠胡须做的?不知道。须知后世有名的湖笔,为了保证笔尖,即“湖颖”的整齐,大概每只山羊身上,才找得出六钱羊毛,可以当锋颖的。山羊恁大,只得六钱,老鼠才多大?要捉多少老鼠,才凑得齐一根鼠须笔用的胡须呢?也有传闻说,鼠须笔是黄鼠狼的毛制成,那怕工程还小些。当然,你也可以说:反正钟繇是魏国太傅,一声令下,自有人满世界给他捉老鼠、拔胡须来做笔。总不能他和自家儿子钟会一起,满屋子捉老鼠吧……

墨这个字,意思简直一望而知,上黑下土,再明白不过。上古制墨,是磨石炭;秦汉之后,用松烟、桐煤来制墨。所以汉朝时,松树多的地方容易出墨。然而单是烧了松木,取了煤灰,写字很容易尘灰飞扬一脸黑,变成卖炭翁的嘴脸。所以呢,需要工艺精制了。《齐民要术》里,烟末、胶和蛋白要一起合成;到《天工开物》里,就得桐油、清油或猪油来烧了。各类胶和油的加入,无非想要墨质柔韧。按秦汉时松烟墨,颜色固然黑,但轻而不够亮;油烟墨更显黑亮光泽,适合拿来画画。到后世不惜工本的制墨者,还可能往墨里加白檀、丁香,那就更了不起了。

话说还是苏轼,动手能力真强。晚年被贬到海南岛去,闲居无事,恰好有制墨名家潘衡来访。苏轼大为惊喜,二人就钻进小黑屋里,埋头制起墨来。真正是黑科技!烧了松脂,制黑烟灰,搞到乌烟瘴气,家人也不好管。结果到大半夜,房子火起,没伤人命,但也把大家熏得灰头土脸。次日,满屋焦黑里,扫出来几两黑烟灰。苏轼奉为至宝,觉得这就是自己制出来的墨了,只是当地没有好胶,于是苏轼又有新主意:使了牛皮胶,将黑烟灰凝固了,然而凝得太差,最后散成了几十段指头大的墨,真也不堪使用。苏轼豁达,黑着脸仰天大笑。潘衡就此告辞了。妙在潘衡回了杭州,自己制了墨——当然比苏轼那烧了房子的墨高明了万倍——却打出招牌,说是苏轼秘法制的墨。那时杭州人民怀念给他们建了苏堤的苏轼,纷纷来买,苏轼自己在海南岛,还不知道自己冠名的墨,那么畅销呢。

纸,中西都有。西方概念里,觉得莎草纸、羊皮纸,都算是纸。然而这两种玩意都有问题。莎草纸是莎草茎切成长条薄片,编织放平,然后捶打,用石头磨光,再上胶——而且只能在一面书写。讨厌的是,这玩意只能在干燥气候下使,一遇潮湿,立刻腐坏。羊皮纸倒是两面都能书写,问题是,剥羊皮、浸泡、刮毛、晾晒、擦防腐剂,你简直需要一整支屠宰部队来弄一张纸。

所以东方的纸传入欧洲,简直是福音,李约瑟毫不犹豫,把纸列为四大发明之一。中国造纸术花样很多,宋朝苏易简《纸谱》说:“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绕着植物纤维打转儿。蔡伦改良造纸术,用的是树皮、破布、渔网——还是纤维。左太冲写《三都赋》,导致洛阳纸贵,可见公元3世纪时,纸书已经很流行了。到唐朝,中国人已经有闲心在纸里头掺杂各类花色印纹,做出各类信笺来传情达意了。宋朝人已经把纸推广到了床上,朱元晦拿些纸做的被子,寄给陆游盖,陆游认为纸被和布衾差不多,而且“白于狐腋暖于绵”。

笔是写字的工具,墨是字的痕迹,纸是承载墨的载体,文房四宝里,成品里最不显眼的是砚,然而别称也最多。苏轼喜欢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于是写了篇《万石君罗文传》,都把砚叫成万石君了。至于其他墨海、墨侯、石友等,不一而足。批《红楼梦》那位,还叫脂砚斋呢。古代做书童的,尤其要懂得跟砚打交道,如何滴水,如何拿出一锭墨来,如何安腕运指、凝心屏息,磨出主人需要的墨。磨得好,就是有灵性慧根;磨不好,主人摇头:真是粗人!

文人可以多喜欢砚呢?当年米芾被宋徽宗召去写字,米芾见天子桌上有个好砚,喜欢上了,就着砚磨了墨,写完字,抱着砚台说:“这个砚台经臣濡染过,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请让我拿走吧。”宋徽宗也是好脾气,答应了,米芾喜出望外,抱着砚回去,手舞足蹈。宋徽宗只好叹气:“都说米芾是米颠,名不虚传。”

砚需要好石头。张岱说过个故事:他托朋友秦一生为他找石头,自己外出了。秦一生得了块好石头,请一个北方朋友看,北方朋友指了指石头上的白眼说:“黄牙臭口,只配支桌子。”秦一生放弃了,北方朋友趁夜花三十两银子,把这石头买了,就制成了一块好砚,上头五小星,一大星,注道:“五星拱月。”张岱自己去看时,燕客捧出砚来:只见那砚赤红色犹如马肝,酥润如玉石,背上隐着白丝形如玛瑙,面上三星坟起如弩眼,着墨无声而墨沉烟起,真是好砚台!可见明朝时,为了好砚,连朋友都得骗呢。到了后来,砚台也不是为了实用使了,比如吕留良收藏了二三十方砚,估计也未必用。这方面,苏轼颇为豁达,黄庭坚打算给他买些新砚台,苏轼说:“我只有两只手,其中一只会写字,要三个砚台干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