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名家名作与个性阅读(第6/19页)

的作家以及后来的心理小说家来,他毕竟还不那么专一,那么执着于心理。他虽然采用了一种随心所欲、迂回曲折的叙事方式,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是讲述了一个故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按他的旅行顺序讲述的。

我们写小说固然也时常会旁涉其他事物,但若旁涉到像从加莱到莫丹这样的一段行程的话,大不了也就写上一两页;他却不然,对一路上看到的东西都要琢磨琢磨,就是对那条路也会感慨万千,大写特写。不过,他选择描写对象时虽然性之所至、不拘一格,描写本身却很逼真,尤其是写到对事物的瞬间印象时,即便是那些以写实见长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未必能写得这样生动。他在《感伤的旅行》里不仅写出了一系列人物——如:修道士、贵妇人、卖馅饼的小军官、书店里的女孩子、穿新马裤的拉·弗洛尔,等等一还写出了一系列风物小景。尽管他的心灵飘忽不定,像蜻蜓点水似的忽上忽下,但不可否认,这只蜻蜓仍有自己的飞行路线,并非漫无目的地胡乱停落在哪朵花或者哪棵草上——它不是想给人以优美、和谐之感,就是想让人看到一种鲜明的对比。我们读这本书时,往往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冷静思考,一会儿热情满怀。往往在转眼之间,我们就从一种情绪转为另一种相反的情绪。由于毫不在乎一般叙事规则,而是轻巧灵活地自由抒写,斯特恩就像诗人一样奔放不羁。

我身穿黑袍,满身灰尘,一脸庄严地走到窗前,隔着玻璃向外望去。只见满世界穿黄、穿蓝、穿绿的人群,潮水般涌向圆形竞技场——老年人戴着没有面甲的头盔,手里拿着折断的长矛——年轻人身穿金光闪闪的盔甲,还像东方武士那样,头上插着华丽的羽毛——他们全像发了疯似的冲向竞技场,一批又一批,就像为了荣誉和爱情去参加大比武的古代骑士。

像这样的纯抒情段落,在斯特恩的书里为数不少。这样的段落虽然可以摘录下来单独欣赏,但由于斯特恩娴熟地使用了反衬法,这些段落频频出现在书中仍然显得非常和谐。其实,他那种明朗活泼的基调,还有那些出人意料的警句妙语,也都是由类似的反衬法构成的。他先是把我们引到深渊边上,让我们朝那罪恶深处看上一眼而不由得感到胆战心惊;然后,他便突然把我们引向另一边,又让我们一下子看到大片嫩绿的草地而感到心旷神怡。

如果说,我们对斯特恩的这本书有所不满的话,那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而且其中的部分责任还应该由当时的读者来负。《项狄传》出版后,当时的读者大为震惊,纷纷指责斯特恩玩世不恭,并要求教会撤掉他的教职。不幸的是,斯特恩对此竟然认为有必要作出答复,于是他对谢尔本勋爵说:「人们以为,既然我写得出《项狄传》,我本人也就一定是和项狄一样的人……要是这本书(指他当时正在撰写的《感伤的旅行》)还不被当作一部纯正的书来读的话,那我只能求上帝宽恕这些读者了,因为他们实在太多疑了!」

既然如此,斯特恩在《感伤的旅行》中便处处想提醒读者: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不仅不想玩世不恭,而且还非常珍视道德习俗和心灵纯朴。可是,当一个作家总想在作品中证明自己是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对他更加「多疑」。为了想让我们看到他具有何种品质,他总会在这方面多写一点,这反而会使他显得既俗气又虚伪。结果,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幽默,而是趣味低级的逗乐;不是真正的感情流露,而是莫名其妙的伤感。所以,斯特恩在《感伤的旅行》中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多余的——在《项狄传》里其实并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倒使我们对他有所怀疑了。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他此时所关心的,已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他本人可能会有什么看法。情形好像是,他被一群乞丐围住了,于是便有意识地大加施舍,因为他很想以此来表明他有多么慷慨,好让那些乞丐对他表示感激,至于对乞丐的真正的同情和怜悯,倒反而被掩盖了。所以,他在第一章结束时特意写上的那句甜滋滋的话——「我想,即便别人不会对我表示感激,读者一定是会感激我的。」——就像留在杯子底上的一层糖,只会使我们大倒胃口。确实,如果说《感伤的旅行》这本书有什么毛病的话,毛病就出在斯特恩在这本书里总想自我表白,总想要读者承认,他是有道德感的。这本书虽然不乏才气,但写法上不免单调。也许就是生怕惹出事非,斯特恩把自己对生活的种种兴趣都压制了;结果,整本书从头到尾只有一种很不自然的调子——我多么富有同情心!我的道德情操多么崇高!读着这本书,我们不禁要怀念那本《项狄传》,怀念那里对多姿多彩的生活所作的生气勃勃的描写,甚至怀念那些粗俗的俏皮话;因为在这本书里,斯特恩固有的那种机智、敏锐的风格已大受损害,为的就是要表明他的多愁善感。他把谦逊、纯朴和美德之类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左看右看,看了很久很久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不过,我们现在已不再认为斯特恩不道德,反而对他的感伤有所不满——这恰恰表明我们的看法已经变了。若用19世纪的眼光来看,斯特恩的个人行为就足以使他的所有作品黯然无光,因为他既做丈夫,又做情夫。譬如,萨克雷就曾义愤填膺地怒斥过他:「斯特恩所写的每一页都意味着下流,暗藏着堕落,所以统统应该销毁。」但现在看来,这位维多利亚小说家的严厉态度几乎和那位18世纪牧师的不忠行为一样不妥;至少,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只看到斯特恩的轻浮和不忠行为,并因此而指责他;但在今天,我们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不仅有勇气笑对坎坷的人生,而且还有卓越的才能将其表述出来。

确实,在《感伤的旅行》里有不少轻浮戏谵之处;但这种轻浮戏谑的态度毕竟还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盛行于18世纪的「享乐哲学」。当然,这种哲学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很不吃香了,因为根据这种哲学,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让人觉得愉快的就是好事,所以享乐总比受苦好,哪怕是看别人享乐,也比看别人受苦更符合人性。所以,这个「厚脸皮的人」才敢大胆地说,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谈情说爱,不是爱上这位公主,就是爱上那位公主」;还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如此,到死为止——因为我坚信:要是我会做什么卑鄙自私的事情的话,那一定是在两次恋爱的间歇期间。」这个人还通过他笔下的一个人物高呼欢乐万岁!爱情万岁!胡闹万岁!」他虽然身为牧师,但当他看到法国民间舞蹈时却产生了一个很不虔诚的想法:他觉得自己从中看出了某种和娱乐毫不相干的崇高精神——「说得简单点,就是我从舞蹈中看出了宗教成分。」一个牧师,居然把舞蹈和宗教相提并论,胆量也真大。然而,要把自己的享乐哲学付诸行动,对他来说却依然障碍重重。这里自有原因。要是你年纪不轻、欠了一身债、有一个脾气很坏的老婆,还患有严重的肺病,那么要你坐着马车在法国乱逛,到处去寻欢作乐,当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不过,人总是想寻求快乐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想纵情自适的,如到哪里去玩玩、和女人调调情、丢几个铜板给乞丐,或者在哪里懒洋洋地晒晒太阳·』此外,人活着还总是想说说笑话的,尤其是说那种不雅的、甚至是下流的笑话。就是在平时,我们也总是抱怨别人说你别一本正经了,活得潇洒一点好不好!」人活着总是……好了,「总是」说得够多了!斯特恩可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词。总之一句话,当我们读完他的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当我们静心回想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写得那么从容,又那么逗人;他在显示人生百态时的态度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而他的笔调却又是那么轻松,那么不拘一格。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内心一定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是的,这个被萨克雷称为「胆小鬼」的人——这个无视道德、到处寻花问柳的人,这个病人膏肓时还不忘用华美的信笺写情书的人——若换个角度来说,不也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哲学家、道德家和导师吗?实际上,多数大作家都如此,而斯特恩就是个大作家——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