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博览群书与当代印象

现代诗剧观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凡是有天才、有志向的诗人，都从事诗剧创作。自德莱顿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曾在诗剧领域一试身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丁尼生、斯温朋和勃朗宁都写过诗剧，但都不太成功。在他们创作的所有诗剧中，也许只有斯温朋的《爱塔兰泰》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现在还有人读，但是和这两位诗人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两部诗剧显然是不受重视的。至于其他诗剧，则早就被人们束之高阁，就像一群把头埋在翅膀下的鸟一样睡着了——至今还没有人想把它们从梦中惊醒。

要是我们能为诗剧的现状找到一点解释，那不仅很有趣，说不定还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使我们认真考虑诗歌创作的固有倾向。也许，现在的诗人之所以写不出好的诗剧，其原因就和这种倾向有关。

有一种神秘兮兮的东西，叫作「人生观」。我们如果把目光暂时从文学转向生活，我们就会看到，在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不幸的人：他们总是和生活发生冲突，做什么事都不能如愿以偿，总是挫折不断，所以他们老是怨天尤人，不管什么事、什么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正常的；还有这样一种可悲的人：他们虽然活得很得意，但他们的生活似乎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和一点蝇头小利，除了喜欢小狗小猫或古董古玩，这种人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不过，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这种人在生活中的位置，总能使他们接触到一些重要的事物，而且总能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环境造成的。这种人当然不一定都很成功，也不一定都很幸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一种生活的热情，有一种旨在于有所作为的冲动。他们似乎总有使不完的精力。这可能是由环境造成的——他们正好出生在一种适合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中；但更有可能是天生的——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再加上某些偶然的因素，便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人不像第一种人那么尴尬，那么不幸，以至于把世上的一切都看成是不正常的；也不像第二种人那么狭隘，那么可悲，以至于对真正重要的事物漠不关心，只知朦朦胧胧地度日。反正，在这种人看来，世间万物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们不仅能实实在在地把握事物，而且一旦采取行动，总会有所收获。

诗人、作家所关心的虽然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但他们也同样有不同的「人生观」。他们也会像有些人那样，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也会挫折不断，做什么事都不能如愿以偿。譬如，乔治·吉辛就是这样。于是，他们也会隐居郊外，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巴儿狗和公爵夫人身上，或者浪费在那些浮华、伪善的势利小人身上。就是我们一些最杰出的小说家，也曾这样做过。但是，另外有一些诗人和作家则不然——也许是天生如此，也许是由于环境所造成，他们所处的位置虽然并不一定能使他们才思敏捷、下笔如神，也不一定能使他们一举成名、众口皆碑，但总能使他们自由地感受各种重要事物，并对它们作出反应。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几乎在各个时代都有，只是在伊丽莎白时代，他们的数量最多，因为那时的人似乎普遍抱有一种自由、积极的「人生观」，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有活动的自由，而且认为，构成生活的不同要素都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

当然，这种「人生观」部分是由环境造成的。当时一般人感兴趣的不是读书，而是看戏；城市还比较小，空旷之地还很多，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知之甚少——这一切，使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充满了想象，而在他们的想象中，自然充满了各种神奇恐怖的事物，从公爵和公爵夫人直到狮子和独角兽。再加上某些我们至今还无法加以阐明、但肯定是存在的因素，这样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稀奇古怪了。这就使他们有了一种「人生观」，使他们觉得，人是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由而充分地表达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当时的产物，而这种戏剧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因束缚和挫折而丧失想象力的头脑；正相反，只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容纳那么自由自在的思想。莎士比亚可以毫无顾虑地一会儿谈哲学，一会儿写醉汉；一会儿低吟一首优美的情诗，一会儿加人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会儿抒发最淳朴的欢愉之情，一会儿又陷人最深沉的苦思冥想。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其实都这样；我们对此可能很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很累，但决不会惶惶不安，决不会认为，他们这样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似乎有必要加以限制。

正好相反，当我们在读一部现代诗剧时，或者在读大多数现代诗歌时，我们倒会首先觉得，现代诗人似乎太拘束了，好像总是心怀恐惧、有所顾虑似的。我们或许会为此感叹，但我们也能为此找到借口！确实，现在还有谁会像那个披着长袍的、叫作塞诺克瑞忒斯的人或者像那个裹着毯子、叫作欧多索斯的人那样放荡不羁？然而，出于某种原因，现代诗剧恰恰总是和塞诺克瑞忒斯纠缠不休，而不是和鲁滨逊先生在一起；总是写到狄撒利，而不是查林十字架路。诚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也往往以异国他乡为背景，而且往往以外国王子和外国公主作为戏剧主人公；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戏剧具有新奇感，或者说，只是为了赋予人物以深度并能和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他们笔下，具有异国情调的背景实质上仍然是英国式的，而作为主人公的外国王子和外国公主，其实就是指当时的英国贵族。现代诗剧作家则不然，他们之所以把戏剧背景设置在过去，却不是要用过去指喻现在，而是因为他们害怕现在。他们好像觉得，要是在诗剧中表现当前事物——譬如，表现在这1927年出现在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感情——就会有损诗剧的尊严；所以他们对当前事物总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甚至还会感到坐立不安。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拥有一种自由观念，认为自己享有完全的自由；现代的诗剧作家呢，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观念可言，要么就是死抱着一些陈腐、僵死的观念。而就是这些观念，不是使他们对眼前的事物完全视而不见，就是使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缩手缩脚。于是，他们就只好逃到塞诺克瑞或斯那里去了。他们在现实面前总是保持沉默，迫不得已时，也只是写几首四平八稳的无韵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