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临床诊断：所有测试均为阴性（第3/5页）

他还说，迈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或许就是他始终坚持十分详细的记录。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病机构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这些图表在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里已经被折叠了数次，但父亲在准备它们时表现出的勤勉，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病历写作树立起了模范，即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一个细节。

那个板条箱里还有很多个人物品和与众不同的珍宝。比如，有父亲曾经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时，他曾经的病人寄来的信件。那位病人康复后写信来表示感谢。而且，那位病人显然相信，相比其他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一个从医学院毕业还不到两年的年轻医生竟创造出“如此奇迹”，完全值得这般褒奖。的确，早在1931年，身为医学院学生的父亲，就已经于夜间在哈佛大学麦克连附属医院兼职。当时，他帮助照看过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女病人。那位病人曾写信问他，如果她与丈夫坐火车到波士顿，他是否有时间替她做一次“复诊”！这封信上有一张生锈的回形针夹着的便条。便条措辞温和，是父亲写的。便条中，父亲向她解释了自己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医生。

在这些东西里，还有一堆看似很不和谐的信件。信件用一根粗线捆得紧紧的，从盖在每个信封一角上那张橙黄色2美分邮票上的邮戳来看，它们都是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实习期间，母亲写给他的。我数了一下，总共51封信。也就是说，两人分开期间，除了有一天寄出两封信以外，其他时候，母亲都是每隔一天寄出一封信。我只打开了其中的三封，感觉自己真像个间谍。这些信件都是那种很柔情、很老派的情书。那些信下面有一本俏皮的爱情诗集，书很薄，作者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这本书到底是父亲送给母亲的，还是母亲送给父亲的，我也说不清。

接下来的几周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逐一翻看存在我屋里的其他几个箱子。迄今为止，在那些箱子里找到的所有东西中，勾起我最深记忆的是一个黑色的旧医疗包，父亲去医院或疗养院看望病人时总会背上它。一个用了这么多年的包，的确已经出现多处磨损和撕裂的痕迹（提手上的皮革已经剥落，到处都缠着医用胶带），但包仍被那个沉重的金属扣保护得好好的。父亲把它交给我时，用一根金属丝把钥匙挂在了上面。

包里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我找到一个带紫色可充气箍带的旧血压计。血压计整齐地叠好，放在一个深蓝色的盒子里。此外，包里还有：约12根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创可贴、无菌纱布、几包酒精纱布、一把带橡胶头的金属反射锤、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属叉（这把叉子长约6英寸，看起来很像音叉。过去，它经常被用来测试病人的听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离病人耳朵较远处敲击，然后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听见敲击声为止）。包里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莱舍听诊器。父亲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个金属听诊头背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听诊器，握在手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我还小，不过六七岁。一天夜里，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给父亲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突然发狂，嚷嚷着要自杀。心血来潮之下，父亲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他刚刚到家，正准备吃晚饭。然后，如往常一样，夜里如果有电话找他，妈妈都会先捂住话筒问他：“哈里，你在吗？”父亲则几乎像往常一样，冲她点点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片刻后，他的晚饭便被忘到脑后。他拉着我“咚咚咚”地下了楼，钻进车里，让我坐在他旁边。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很快，我们便远远地（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段非常遥远的距离）驶入贝尔蒙特，顺着车道，朝医院一路驶去。

我猜，父亲有种虽然特别，却很讨人喜欢的方式来刺激病人与他交谈。起初，他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友好口吻开始谈话，跟病人开玩笑。即便正陷入悲伤或焦虑情绪中不可自拔，病人们也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儿子出现在医院里时，或许任何一个病人或护士都不会感到吃惊。

总之，他要么对病人说“你得先接受检查”，要么说些能产生同样效果的话，比如：“让我的首席助理来帮你。”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将那副听诊器递给我，把黑色的听诊器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告诉我应该把金属听诊头贴在病人胸膛的哪个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我听得异常认真，或许还努力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与此同时，父亲则仔细观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他拿过听诊器，开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检查。我能记得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我之所以这般仔细地盯着那副听诊器看，还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手里，是因为我已经想过很多遍——我想，应该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医生一样提出探索性问题前，父亲肯定已经遵循曾经受过的医学训练，把那对耳塞塞进耳朵，用心聆听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过，我也想起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曾因为像那晚一样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得不离开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在病人闷闷不乐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他一定会越来越心神不宁。

当然，接到这种电话时，大多数晚上他都不会心血来潮地决定带上我。他会扔下我们，径直出门而去。如果还没睡熟，我或许能听见他深夜回家，母亲一边替他热晚饭，一边跟他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医生，都会为了履行对病人的义务，心甘情愿地打断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许，如今再来追悔那个年代毫无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疗养院的那位医生哪怕还拥有一点点传统的责任心，该有多好！我希望，父亲接下来要依赖的那位老人病科医生也能如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全心全意地关爱过父亲；或者可以说，他们给予父亲的关爱，连父亲当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赶不上。曾经的父亲，是多么慷慨无私地关爱信任他的病人啊！

还有一段更久远的回忆。对我而言，虽然那段回忆的个人意义要少一些，我却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过它了解半个多世纪前波士顿的精神医学世界。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则旁注，加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些长故事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