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牛膝菊——唯利是图的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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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有幸在多个场合跟世界植物学的中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了一部关于邱园历史的电视纪录片，片子主要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造物奇迹”（the Wonders of Creation）的浓厚兴趣[76]，以及探险家们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带回来的新物种为何被视作一种天赐之福。几年之后我去邱园采访，报道1987年[77]的十月飓风是如何将邱园这一植物宝库摧残成支离破损的残骸。但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就在飓风发生的数日后，我亲眼目睹邱园的科学家匍匐爬行在被连根拔起的样本树木之间，原本深埋地下的菌根全被掀出地面并交织在一起，使这些树全都动弹不得。

在这两次难忘经历之间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个月写了一本书，介绍邱园那蜚声世界的植物插画收藏。这些画被收藏在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并按物种（而非作者）分类摆放在以同样顺序排列的标本旁边。精美绝伦的18世纪玫瑰画可能与晒干的真玫瑰花瓣只有一纸之隔，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齐呈现着鲜活的植物。

邱园的插画收藏超过100万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有年轻的苏格兰制图员为前往殖民地的探险者绘制的图片，也有莫卧儿细密画画师按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统一绘制的风格一致的画作。这里既有显微镜技术人员极为细致的图解，也有十分清闲的退休大使馆官员的印象派水彩画。

正当我在邱园中浏览着这规模庞大、范围覆盖全球的视觉记录时，一群矿物学家走进来想要查看一些来自非洲西部的植物标本。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大类能从土壤中吸收金属并将其沉积在叶子上的杂草。（英国北部的老铅矿开采时会挖出不少弃土，上面长出的春米努草就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干燥了很久的标本，叶子里也依然留有微量的金属，只要用化学分析法就能检测出来。因此这些叶子就像试纸一般，若其中矿物含量高，就说明这株植物原来生长的土壤中也富含金属。让这些矿物学者对标本感兴趣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标本馆里的每一件标本上都准确注明了采集地点，于是这些标本实际上就相当于现成的挖掘指示标。

这忽然闯入的商业气息确实让我有点吃惊。我觉得颇为讽刺的是，杂草这些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东西，竟然本可以自18世纪起就成为开采地球资源的助阵大军中的一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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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帝国的扩张中，各种植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一支奇袭部队，殖民者借助它们的力量，将自己的经济优先项目强加在殖民地的文化之上。在18、19世纪，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78]的“环境帝国主义”，其核心就是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转变为种植非本地经济作物的模式，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用于出口的橡胶、面包果树、罂粟、剑麻，以及后来用于花房和花园绿草带的外来植物品种。植物园，尤其是邱园，在这些项目中扮演了调度中心的角色，它们传播科学信息，研究种植技术，筛选优良品种，同时自己也进行植物的进出口。比如在将金鸡纳树从原产地南美洲扩散至全球的过程中，邱园就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金鸡纳树的树皮中含有奎宁，而奎宁是19世纪唯一可有效治疗疟疾的成分，倘若这种药没有充足的本地来源，欧洲对非洲和印度的殖民进程早就会因疾病而中止。

往小处说，邱园还参与了杜鹃花的普及，而这种植物后来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灌木。19世纪30年代邱园经历了短暂的衰落期，1841年政府指派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79]为院长，并明确指出邱园应当担负起将科学、公众兴趣和殖民地扩张结合在一起的责任。“一个国家植物园，”报告中写道，“应该成为所有同样性质的小型机构的行动中枢……接收他们供给的资源，并帮助祖国寻找植物王国中一切有帮助的东西。药物、贸易、农业、园艺和许多制造业将从中获益……”七年之后，威廉·胡克爵士派自己的儿子约瑟夫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东麓探寻和采集植物。约瑟夫发现并带回了28种杜鹃花的种子。这在园艺界造成了轰动，恰好迎合了当时大众对家用灌木日渐浓厚的兴趣。没人会料到这些杜鹃中的几种日后会从花园中出逃，成为英国西部林地中最具侵略性的杂草之一。

当然，很少有杂草是被故意散播出去的。但永远都有机会主义者，它们利用了这史无前例的横跨半个地球的植物大迁移，乘着这阵东风四处游逛（或者对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而言，“乘着裤脚”更为恰当）。在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下，英国成了大量外来植物的登陆点，在18、19世纪，英国的杂草种类大概翻了一番。有些杂草是搭上了粮食和园艺植物的便车，让自己的种子躲在植物的根球或容器中，但无论如何它们总能找到地方潜伏着。另一些杂草则是以珍贵的粮食作物或迷人的装饰植物的身份被迎进来，但后来却逃出或被丢弃在野外，因为造成了一些没能被预见到的糟糕影响而“沦为”杂草。

植物乔装潜入英国的经典故事中，有一个故事以偏僻的街巷和烟雾缭绕的火车车厢为元素，以植物园为重要角色。牛津大学植物园建于1621年，它是同类机构中唯一一个被写入植物的英语学名中的。后来被叫作牛津千里光的一种其貌不扬的小黄花，据说就是由约瑟夫·班克斯爵士[80]——一位曾与库克船长一起出海的植物学家、探险家——于18世纪中期首次发现的，1794年由牛津的植物学谢拉德教授[81]约翰·西布索普[82]正式登记在册。没人知道这种植物是如何来到英国的。它原本长在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的熔岩石块上，也许是在某次植物学壮游[83]中被带回牛津的。它的种子可能也是躲在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地中海植物的根球中，然后自然而然地爬上了花园的石墙。但西布索普按照科学规程，为它的习性写了一大段拉丁文说明，这段文字读来像是在用轻柔的语气描述一幅罗马壁画：“最后就在这城市的墙角里，罕见的植物映入眼帘，但它们的异国模样让我怀疑是否应该接纳它们作为本地生物的一员……它们把自己远远地传播出去，从每一个角落出逃，如地毯一般铺向石块和古老的墙壁。”

没几年牛津千里光就从植物园（位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对面）逃走了，它沿着牛津大学古老的墙壁一路向西蔓延。它那长有绒毛的种子似乎在碎裂的石墙中找到了故乡火山岩块的熟悉感。它从墨顿学院跳到基督圣体学院，又跳上了基督堂学院威严的护墙，随后又跳进了阿尔达特街狭窄的巷子里。它借着福利桥过了泰晤士河的伊西斯河段，然后到了杰利科那家老旧的救济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出这里是穷人的地方，它留下了一个较小的奇怪的变种，花只有正常的一半大小。19世纪30年代前后，它抵达了牛津火车站，这里是通往全国的入口，并且到处是埃特纳火山岩般的石屑和石块。一旦它踏上了铁轨，便再没有力量能够约束住它了。来往火车的气流将它的种子吹起，有时它甚至会坐在车厢里前行。植物学家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84]就曾描述过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夏日的午后，与一些牛津千里光共乘火车的经历。它们在牛津站飘进了他的车厢，然后“一直悬浮在空中，直到找到机会在泰尔赫斯特下了车”，至此它们已经沿着铁路前行了20英里（约合32公里）。诗人杰弗里·格里格森在20世纪50年代为这种奇特的旅行经历写下了一段颇具美感的文字：“来往于斯温顿和伦敦时，你可能经常会在夏天看到它们，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光束中它们在轻薄的香烟烟雾中飘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