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牛膝菊——唯利是图的杂草（第4/4页）

但这种状况对北美洲的草类而言就完全不同了。密西西比州东部的本土草类从没经历过像北美大草原上野牛群一样庞大的动物群。它们平常会被鹿啃食，但这些动物重量很轻，吃草时也很有选择性，与一大群奶牛或山羊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它们在巨大的压力下节节败退，被啃食殆尽；顽强的欧洲草类趁机入主，被动物踩得泥泞的土壤更帮助了种子萌发。

新来的草类紧跟着移民者，向北、向南、向西，偶尔也会在商人或先头部队短暂停歇的地方先行驻扎，赶超一下移民者的行进速度。一名伊利诺伊州的拓荒者在日志中写道：“车队穿越大草原时在某地扎营，并用包括这些多年生草类在内的干草喂牛，从此这里就会留下一小块青草地为将来的新植物的到来和生长打下基础。”有时这一小块青草地会在酷暑中泛起蓝色的光泽。在向南行进的移民者们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并到达肯塔基州后，一种英国杂草不但变成了当地主要的饲用植物，还成了南部乡村的象征。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是一种英国草原上常见的、分布广泛但并不起眼的植物。它能长到2英尺（约合61厘米）高，且有着有力的根系。开花时，它的花序仿佛一片淡蓝色的薄雾。但在欧洲它们通常只会长成小丛，这种色调效果并不明显。可一旦到了毫无竞争对手的北美洲，它们便能轻松开遍整片草地。这种黯淡的欧洲杂草何时荣获“肯塔基蓝草”的美名已不得而知，但这个标签就此贴在了它的身上，它似乎准确把握住了某种当地人的时代精神。南方的提琴音乐以“蓝草”为名，并自此成了乡村和西部音乐的招牌之一。1936年，弗洛伦斯·格雷厄姆——伊丽莎白雅顿的创立者——将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香水命名为“Blue Grass”[90]，因为这种香味会“让她的眼前浮现出故乡弗吉尼亚州的景色”。

而在密西西比州的另一端，至少有一段时间里，草原上的情形并非如此。本地的野牛草和格兰马草在大量野生食草动物的锻炼下，已经演化出了能够承受欧洲牛群的能力，没有在这一点上输给欧洲杂草。后来北美大草原古老的草地被翻掘成麦田，才使入侵植物们有了落脚之地，而这一过程在19世纪大规模的野牛屠宰之后又进一步升级。

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杂草已经侵入了美洲的最西部，可这一次它们却意外地受到了欢迎。1849年的淘金热使得这里的牛肉需求暴涨，从而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草地的过度放牧。此后的1862年又发生了洪灾，紧接着是两年的干旱。当雨水终于降临的时候，最先钻出地面并长势汹涌的就是欧洲杂草，它们有效保护了大片良田的表层土壤不被冲走。此时在这个州落脚的杂草超过了90种。到20世纪来临时，西部草原的植物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外来物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欧洲。到20世纪末，北美洲危害最大的500种农业杂草中，有258种都来自旧大陆。

有趣的是这种入侵十分“单边”。尽管大量的美洲植物也在英国的荒地中安家落户（紫菀和小蓬草都是著名的例子），其中却没有一种变成讨厌的农业杂草，甚至没有几种能被界定为具有侵略性。这种不平衡使得19世纪的美国博物学家十分困惑，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倒一反常态地收起了他的好奇心，并且忍不住拿他的植物学家朋友阿萨·格雷[91]打趣。“我们这么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你们，”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是不是伤害了你们美国佬的自尊？我敢肯定尊夫人会为你的杂草说话。快问问她这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杂草是诚实纯良的好杂草。”格雷夫人的回信机智且具有准确的科学性。她在信中说，美国杂草是“谦逊的、喜居山林的隐居者，跟那些具有侵略性的、自命不凡的、专横的外来者可没法比”。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将本章中的种种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著作《生态帝国主义》，他将杂草一步步占据优势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生动。

在本书中“欧洲化”是什么意思？“欧洲化”就意味着不断的破坏：破坏耕地、砍伐树林、过度放牧、焚烧草原，破坏废弃的村庄和扩建中的城市，还让本来互不干扰各自演化的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扯到了一起。它代表着一个功利地期望着用越来越低的成本带来更多收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杂草将欣欣向荣，其他生命则只有在零星的封闭区域或特殊的公园里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