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第3/5页）

“随后我们看到了另一条刻文：‘向庚父献上一条狗，劈开一只羊。’凯特利说。“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这次牙痛。”

凯特利停下来，从书中抬起头。他今年69岁，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眼神敏锐。“那就是音符，”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国，似乎总有人安排好一个个音符。次序，规律，系统——这些特征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现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着令人吃惊的规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种叫做“二次葬礼”的习惯。死的人被埋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骨头被重新挖掘出来，清洗干净，然后按照某种形式摆放起来。有时候，这些骨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头骨摆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坟墓里，则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头骨全都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次序，规律，系统。

凯特利看着那些坟墓组成的图案，对他来说，那是艺术和文字。他认为一切都有关联：本能就是劳作，还有掌控世界的欲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这些不是自然图景，而是高度结构化、经过编排的设计。图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来这像蕴含了某种密码。里头有一种文化共识，对该做的事情和思维的方式，人们达成一致。我的印象是，这一点是中国特色。你什么时候看过第一幅中国皇帝的画像？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回答这问题。在埃及，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国王以及高级官员的画像。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铜器则不一样；虽然它们有自己固定的风格，但它们仍然描绘是描绘人的形式。凯特利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中国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寻根之处。这片地区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凯特利看来，祖先崇拜对官僚组织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

“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说。“我相信中国古代气候的非常优越，这刺激了我们在中国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种乐观因子。是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不过祖先禹成功处理了它。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干的祖先，他解决了问题。而且，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邪恶的行为。没有原罪意识的存在。没有人对自然神学感兴趣，没有人想要解释邪恶在世间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