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断桥（第2/6页）

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

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

“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

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通道”。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做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四角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