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那些无法确定的地方（第6/22页）

应该是被我弄丢了……

我走了几步，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大道，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转。

应该是落在那间浴室里了……

我回到那幢房子前，一个小时之前我刚从这里逃出来。周围很安静，甚至可以说相当冷清。这一带不但没有警察的影子，连人声都听不到。我绕到房子后面，决定碰碰运气。逃生梯已经被重新折叠起来了，但我爬上了一道矮墙，刚好可以够到它。我一路向上，很快就爬到了三楼的窗户外侧。碎玻璃渣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一块系着绳子的纸板取代了原先的玻璃。我毫不费力地扯下纸板，打开窗户跳进房间。

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人来“欢迎”我。那个女孩已经拖干净了地上的血迹和水渍。我蹑手蹑脚地走在地砖上，四下都没有钱包的影子。我很失望，然后蹲了下来，在摇摇晃晃的衣柜下面检查了一番，接着又打开了一个白色的木质整理箱，里面堆着各种药品、化妆品、吹风机和化妆包。

就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碎纹皮钱包正安然无恙地躺在一层薄薄的灰尘上。应该是我撞到洗手池的时候掉出来的。

我伸手够到钱包，检查之后确认身份证件都在里面，然后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理智告诉我，得赶紧离开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由于刚刚获得了一次小胜利，安静的房间又为我增添了不少勇气，于是我决定走出浴室，来场冒险。

3

屋里没有人。

这是一间杂乱的小公寓，装修得却很细致。厨房里的小吧台上放着一包拆开的麦片和一瓶酸奶，很显然，女主人出门时太匆忙，忘记把它们放回去了。

我偷吃了点儿麦片，然后把盒子放到架子上，又把酸奶放进冰箱。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让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偏偏在这间公寓里醒来。

我在客厅里东张西望。两个狭窄的置物架上摆满了书。录像机旁放着几摞录像带，有《宋飞正传》和《双峰》，有维姆·文德斯的《得克萨斯的巴黎》、马丁·斯科塞斯的《穷街陋巷》、伊托·斯柯拉的《不凡之日》、路易·马勒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和《恐怖小商店》，还有很多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比如，《苏菲的选择》《法国中尉的女人》《走出非洲》等。

墙上挂着几幅名画复制品，有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一张小矮桌上搁着一包薄荷味的香烟和一只印着“I LOVE NY”的打火机。我在沙发上坐下时，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点了一支香烟，吐出第一口烟之后，我又想起了那个在浴室里尖叫的年轻女人，当时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惊慌。我们彼此不认识，而我突然出现在她的浴室里，就像《神秘博士》里的场景一样，她肯定非常害怕。

边上传来一声猫叫，我转过头去，看到一只有着圆圆的眼睛和深棕色毛皮的虎皮猫跳上了沙发扶手。它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子，我眯起眼睛，认出了上面刻着的名字：雷明顿。

“你好啊，小家伙。”

我想伸手摸一摸它，它却跳向一边，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站起来，准备去探索公寓里的最后一个房间。这是一间铺着棕色木地板的卧室，里面的家具融合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元素：一架老式铸铁床、一张现代风格的黑色漆面写字台、一盏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水晶吊灯。床头柜上放着几本《戏报》，上面刊登了一些最新的音乐剧里的场景：《歌剧魅影》里的面具和玫瑰、《猫》里那双狡黠的眼睛、《歌舞线上》里站成一排的演员等等。杂志边上还有几本折了角的小说，其中有《为欧文·米尼祈祷》《宠儿》和《英雄少年历险记》。

墙上贴着一些照片，主角全是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女主人。她的穿衣风格似乎非常多变，有时穿着晚礼服，有时又几乎没穿衣服。这些照片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里面的人都梳着相同的发型——头发散开，卷曲的发梢轻轻掠过裸露的双肩。这个女孩看上去不像是个职业模特，但是她肯定正在为某个模特公司准备一本写真集。

工作台上方钉着一张课程表复印件，抬头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的，就是那所著名的戏剧学校。旁边是一张申请表，上面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埃姆斯。这个年轻姑娘今年二十岁，是艺术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

我打开抽屉，肆无忌惮地浏览了所有能拿到的东西：几封写给某个叫戴维的人的情书草稿、伊丽莎白自己的全裸相片——她努力摆出一些高难度姿势，可能是为了引起这个戴维的注意吧。不过很显然，她最后还是决定不寄出这些照片。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是她在亡命夜店打工的时间表。那是一家位于东区的酒吧。一块软木板上钉着银行对账单，上面印着一笔令人担忧的透支数额，对账单边上还有好几封房东寄来的房租催缴信。

我又在卧室里溜达了几分钟，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墙上那些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个下雪天，伊丽莎白坐在中央公园一张木头长椅的椅背上，旁边是一盏路灯。她戴着一顶羊毛帽子，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棉衣，脚上是一双翻羊皮靴子。这是所有照片中最不性感的一张，但只有在这张照片中，她露出了微笑。

离开公寓的时候，我摘下了这张照片放进口袋。

4

两小时后

“我让你们俩单独待一会儿，”护士对我说，“按理说，他是不会突然发怒的，但是……好吧，您是医生，应该比我更清楚，这种病人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

我站在布莱克威尔医院七楼，祖父的病房外。

离开伊丽莎白·埃姆斯的公寓后，我打了辆出租车来到第二大道和第60街的交叉口。在那里，我买了一张缆车单程票，通过空中索道穿过东河。缆车将我送至罗斯福岛中央的缆车广场，然后，我步行抵达位于这座狭长岛屿最南端的“五角大楼”。其实，布莱克威尔医院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它建于19世纪中期，最初收治的是一些城里人希望隔离的天花病人。后来，这里被改建为精神病院，逐渐染上了这类机构的通病：人员冗余、虐待病人、在法律范围内实施极端精神病实验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撰文写书披露这些状况，一部分医院员工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克威尔医院的情况渐渐好转，但也没能真正摆脱负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