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3/3页）

火车上都是去北京的学生，每寸空间挤满了肉。我身子小，被几双大手硬塞在行李架上，头晕目眩，额头滚烫，耳朵里满是巨大的声浪。所有的学生一律欢欣鼓舞，放声高歌，几万条喉管一起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们唱一句，我跟着唱一声。若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登上这辆驶往圣地的火车。火车呜呜地吼叫。被铁轨反复打磨得铮亮的车轮铿铿铿地吐出内心闪亮的火花。一个十七八岁的尖脸姐姐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她摸了一下我的头，惊叫起来，“你烧得这样厉害？”我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在光荣即将来临的时刻病了。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了愤怒，我恶狠狠地叫起，说，“我没发烧。”但我的声音不比蚊蚋响。嘴唇生出被体内火焰燎起的小水泡。我都想脱了裤子撒几滴尿喝下去。腹腔中好像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尖脸姐姐迟疑几秒钟，从随身带的书包里取出一个柚子，剥了几瓣，小心地喂入我嘴里。我的舌头发了麻。我还是第一次吃柚子。我几乎要把舌头吞下去了。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点微苦，还带着清香。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闭上眼睛，晕迷过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省城，是在省城的医院。医生说，有位女学生把我送来的，还替我交了看病的钱。然后急冲冲走了。我不知道在我晕迷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只能是想象。也许是尖脸姐姐本人，也许是尖脸姐姐匆忙中所托付的某人，她停止赶赴北京的步伐，中途下车，把我送回省城医院，还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我所在学校的名称，又找到电话，说服了电话的主人，打给县教育局，让教育局的人把我的消息告诉学校，又转告到我的父母。这个过程有点绕，说起来都嫌麻烦。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不久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县另一个独自去北京的高年级的学生，他也在火车上发病，就死在车厢内，尸体随之被抛在路边草丛。

说起来，当时的电话真是稀罕物。黑色摇把的，也就公家才有。老百姓要往外地打，要去邮电局，还要单位先开证明。电话打起来费力异常，即使顺利的话，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先拨总机，让话务员接通要的线路，再不停地摇啊摇啊。尖脸姐姐能打通电话，应该与当时的混乱情况与她臂膊上的红袖章有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这口号真不是说笑，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构在内，见了这些毛主席请出做客的红卫兵那都发怵腿软。

总之，当我试图逃离医院去追赶尖脸姐姐时，继父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一个黑脸黑口的魔鬼，二话不说，把我摁回他驾驶的那辆解放牌卡车。我的书包里有一个柚子，被剥去了一小半。我捧着柚子，嚎啕大哭，说，“让我去北京吧。我要去见毛主席。”继父不说话，把车开得飞快，比兔子还要蹿得快。我回到家。母亲给了我一巴掌，说我怎么就不死在火车轮子下。我忍住眼泪，蹩脚进屋，在经过李国泰时，伸手重重地在他屁股蛋上一拧。

我一直舍不得再吃那个柚子。晶莹剔透的月牙儿一般形状的柚子肉是多么美丽。我找不出更妥当的词汇来形容它。我是幸运的，我不断地想起尖脸姐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希望她一生健康平安，希望她现在儿孙绕膝。

柚子肉终于枯萎干瘪。我折了一只纸船，把柚子肉放进去，把船放进县医院旁边的河里。所有的河都会流入大海。我希望有一天，这位尖脸姐姐来到大海边时，能看见它。我还把柚子皮做了一个灯，在皮上雕上我记忆中尖脸姐姐的模样。到了晚上，点燃里面的小蜡烛头，就能在地上看见尖脸姐姐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