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序（第3/4页）
罗伯特·菲茨杰拉德被邀请修改“城南守灵的一夜”（在其前生题为“在南方他们守灵的一夜”）为的是一套全然不同的缘故。首先，自从菲茨杰拉德在二十五年前初译之后，博尔赫斯在文本中做了许多小改动，而我们希望英语译本遵循这些变动。同时，有作者本人可以请教，澄清几个极具博尔赫斯早期风格特征的模糊或隐晦之处，看来是个好主意，博尔赫斯当即揭示，题目中的“Sur”特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区，而不是指阿根廷南方或某个抽象象征的南方。但在他的一行诗里“el tiempo abundante de la noche”到底做何解？这也得到了解答，并传递给了菲茨杰拉德，最后原先的那句“丰富的夜间”被改造为“在夜之丰盛中净化的时间”。同样，博尔赫斯十分艰深而又主观的诗句“y algún silbido solo en el mundo”也从“世上一声孤单的口哨”变成了“和某处的一个吹哨者，在夜的世界里形单影只”。在别的地方，留意着最小的细节，博尔赫斯提出在诗中频频出现的“Patio”一词不能译为“庭院”。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个词所唤起的远比他回想中四十年前的那个狭小的院落壮丽得多，诗中的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菲茨杰拉德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足“院子”。然而菲茨杰拉德达到他成功的顶点，还是在此诗最后八行那几乎坚不可摧的密集之中。“sentenciosas calles del Sur”确切指的是什么？博尔赫斯立即看到他在这里其实并没有澄清自己的意图，于是他开始阐明文本，给我提供材料写成注释交给译者。看来作者的意思是一种纯粹物质与描述意义上的“警练”。这些街道有一种警练而简洁的性质，为了描写它们需要有一个词展现长长的夹道林阴和直线的印象，目光不断扫视的印象。经过了特殊的努力，通过几篇草稿钻研这首诗，菲茨杰拉德把他原先的诗行，
南方警练而需慢慢获得的街道，
黑暗的微风扫过回转的前额，
改为
城南铭刻般的街道，一条条要细心品味，
和我回家时脸上一阵黑暗的微风。
我自己对“猜测的诗”的翻译，起初是要尝试改正那首被认为是博尔赫斯最佳诗作以前两个英译版本中的差错，并减少其拘泥平直。这两种早期译文都不知怎的漏掉了同一行诗，其中一首还包含着灾难性的意义错误。但更糟的是它们的用词：两个都用“侧面的夜”来对应博尔赫斯的诗行“La noche lateral de los pantanos”的起首部分（一个侧面的夜究竟是什么？），一首则将意为“刀”的简单的西班牙字眼译成了“匕首之刃”。一旦我越过了我翻译中的这一目标，我就发现自己已经一半进入了拉普里达被捕杀的身体之内了，于是我继续追求切身的感觉——从开始时那些逆风落下的灰烬到最后金属的滋味。与此同时，我也让博尔赫斯阐释了“mobtoneros”一词——加乌乔雇佣军人——我又在但丁诗中查索《炼狱》的典故，发现博尔赫斯的第十四行是直接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然而，当我向博尔赫斯提出那个“侧面的夜”的问题时，他使我大吃了一惊。他说他不再确切记得它的意思了。没有炫耀的解释，没有辩解，只有平淡的承认。然后，叫我去寻找我自己的某个满意的解释，他接着为我营造起了那特殊的场景，他是在读过当时的报导之后构想它的。拉普里达的被袭击是在横穿沼泽地的一条车行道上，也许是一条堤坝路。于是，在我看来，拉普里达会感到夜从沼泽地两侧压来。是的，博尔赫斯说，就是这样；就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英语诗行的核心。后来某个时候，在一天下午我正要给博尔赫斯读这首诗最后一节的暂时性草稿时，他打断我说我应该事先知道他起初曾用英语想出了一行诗的一部分，然后才把它译成了西班牙语。这就是“se ciernen sobre mí”这半行诗；他的英语短语是“逼向我”。然后我勇敢地向他读出了我的译文“向我收紧了包围圈”，这给他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印象，他当即宣称这比他自己的更好。此后，在他的开阔心胸与慷慨精神的激励下，我再次回到这首诗的开头，这一次是想要把它改造成一种韵律形式。未押韵的西班牙语十一音节诗行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转变为很好的英语无韵诗，在这首诗里，五韵步显得多少有点过于僵硬，因此我将它替换成了一种音节格律并把每一行塑造为十个音节——我想是一个合适的解决，因为它允许不受格律重音限制的自由，而又仍然把一种微妙的节制注入了诗行。
本·贝里特对博尔赫斯最长也最艰深的诗作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死”的翻译，极大地需要资料和三位合作者的勤勉，起初，在诗中无需最充足的解释和收集注解的诗行似乎连一打都不到。博尔赫斯本人也大伤脑筋，他嘲笑他过分繁复而不必要地艰深的早期风格。他再也记不起，比如说“trapacerias”的意思了，让我去查字典。“一个青年诗人的语言为什么不可以简洁而又直率呢？”他疑惑不解。在一个时期里，博尔赫斯向我透露说，他曾翻阅一本阿根廷特色民俗的辞典并编织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方言土语，以至连他自己的同乡也很难理解他。然而，多年过后，通过修改，这种语言大多已经变得直率了。最后当我写信给贝里特谈这首诗时，我寄给了他两捆注解的纸页。这些纸页包容了所有的东西，从指出两个墓地——颇为质朴的恰卡里塔以及较为庄重的里科莱塔——的主要显著特征到诸如“trapacerias”和“estra falarias”这些不寻常词语的意思。此外，“La Quema”不是一支象征的火焰而是市立焚尸场的名字；“suburbio”不是我们所谓的“郊区”，而是指这座城市破败，失修的外围。诸如此类。贝里特发现这首诗合他的口味，又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于是接受了这件工作。他的第一份草稿异常出色；它激动人心而且建立了正确的调子。但我还是寄给了他四页逐行的问题和批评（以及赞扬）。我们理顺了当地的地理，澄清了意象，在选择词语时寻求比以往都更大的精确性，他的第一篇草稿中的“深在南部的住房”变成了“城南密集的住房”。甚至连逗号也通过长串的通信被来回地辩论和辩护。第二份完整的草稿引出了其他的反对意见，产生了其他的批评。最后，我给博尔赫斯读了这首诗，他像我一样感到那是一件惊人的工作。“感谢共同的幸运，”贝里特写道，“我差点就要抛出我浸透汗水的旧毛巾了。”还有最后一次骚动和一轮修补。将这首诗送进它的最后阶段花去了三个月，而我也分享了译者的轻松之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死”里，贝里特创造了一首丝毫不曾减弱力量的诗篇，我认为他给了我们一篇翻译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