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序（第2/4页）
在进行筛选的同时，我四处奔走挑选诗人并委托翻译。我首先找到了六个诗人，我曾与他们合作翻译过豪尔赫·纪廉的一本诗集（W.S.默温，阿拉斯泰尔·瑞德，马克·斯特兰德，理查德·威尔伯，阿兰·杜甘和本·贝里特）；在剑桥附近，我遇见了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威廉·弗尔古森和约翰·厄普代克；后来我被介绍给理查德·霍华德，他又接着把我介绍给了约翰·霍兰德。每个人都热衷于博尔赫斯，没有人需要请求第二遍。至于既有的译文（那些恰巧和我们想要收入书中的篇目一样的），只有两位诗人的旧作似乎还值得花费时间。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以前，在1942年，曾负责第二次用英语发表博尔赫斯的作品，他被要求修订他早期成果中的六首，而阿拉斯泰尔·瑞德则应约修改他的七首译诗，除了这十三首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特地为本书而准备的。
随着委托与通信的进行，一种方法开始产生了，这种方法基于两个因素：诗篇的艰深与译者对西班牙语的熟练程度。首先，就我自己而言，我研究了每一首诗，为其中大多数写下初译稿交给博尔赫斯，并且，由于他失明的程度，念给他听。我会每次读一两行西班牙语原文，继而是一段对应的英语直译。偶尔，我的准备完结了，我们就当即写出逐字对译。最后我们给选集里的每一首诗都准备了一首直译。在这些粗糙译文的纸页上我也匆匆记下博尔赫斯在我念给他听一首诗时的任何深思熟虑或脱口而出的评论，也记下了我们交谈中浮现的一切额外的传记或历史背景。我总是留意于地方环境的细节——简而言之，就是我会传递给未来译者的一切，以期减轻他的工作或提高译文的质量或两者得兼。在这里，以这种途径，我试图预料到译者的难题和他可能的疑问，并由此为他先行解决之。例如，我坚持在一切特定的场合都要预先告知译者博尔赫斯倾向于给“sueño”哪一个含义——是“睡”还是“梦”。（由于博尔赫斯与梦之间近乎自动的联系，未受引导的译者一成不变地赞成用“梦”，但作家的意图未必永远都不是“睡”。）也有些例子是博尔赫斯偶尔的怪癖习惯：在他的全部创作里，“tarde”一词极少是“下午”而往往是“傍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下午，博尔赫斯解释说，在炎热的钟点里人们午睡，生活只在傍晚才重新振作起来。）
对西班牙语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或业已荒疏的诗人获得了博尔赫斯和我能够提供的行对行，字对字的直译，以及其他一切帮助——诸如注解、提示或资料。那些深谙西班牙语的人获得的通常不是直译文而是别的一切帮助，然而，在篇章格外艰深时，如在博尔赫斯那么多的早期诗作里，这些困难的诗行全被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出来。某些诗不但十分艰深，而且在题材上又如此地方化，以至有两次西班牙语极好的阿拉斯泰尔·瑞德只在我提供了与博尔赫斯一起作出的直译文，加上我们能够补充的一切注解的情况下，才同意翻译。其结果之一就是瑞德光彩夺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秘的建立”，这首诗充满了当地的典故与玩笑——事实上，整首诗都是一个玩笑——以至在我们把原始材料交到译者手中时，博尔赫斯和我还试图劝他对这桩任务连试都不用试了。
博尔赫斯，编者，以及每一位诗人之间的合作程度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是大不相同的。有的篇章——尤其是博尔赫斯的后期作品，无论是普遍的主题还是译者感到平易的其他题材——转变成英语几乎无需博尔赫斯和我的一臂之力,当然，直译文总是在我手中作为一个标准。另外几次——当原文呈现出困难或晦涩时——在达到一首满意的译文之前几篇草稿和一长串书信会在诗人与编者之间往来不已。通常，在这些中间阶段里，我并不请教博尔赫斯——直到我自己的评论资料枯竭了为止。最后当我交给他一份草稿时，它或者已经完成，或者已近于完成。在这些成果朗读给他时，博尔赫斯急切地倾听着，并加以慷慨赞扬，时常打断我宣布一行诗“远胜于原文”。博尔赫斯所注重的总是诗篇的质量在英语中得到提高，而决不是对西班牙语诗行或词藻的任何忠实的保留。事实上，他远没有将西班牙语原文当做神圣的文本，以至博尔赫斯多次把他的诗称为英语译作的“粗糙草稿而已”。起初，他甚至提醒我说，“你给诗人们写信时，要告诉他们无论我的诗怎么样，译文必须是好的”。
同样，也有来自诗人们的慷慨回报。很多人鼓励，有的是感激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而我也总是大受帮助和教益。阿兰·杜甘在评论我自己的几首译作时，让我看到尽管我对博尔赫斯了解很深，但还是可能出现失误，我也不应总是过分自信于我对疑难篇章的诠释。这迫使我每遇到一个并不完全明白的短语时就与博尔赫斯进行双重的核对。约翰·厄普代克抱怨说，我在译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时太注重直译而粗心地忽视了他的诗行是以五步抑扬格细致地写成的。他是对的。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明智的方式——也是本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式——可以解决英译博尔赫斯的十四行诗这个难题。在厄普代克的引导下，我鼓励别的译者尝试无韵诗，在可能时以一个押韵的对句收尾。阿拉斯泰尔·瑞德和我赞同这一模式，因为它不硬性押韵，那并不是诗。（瑞德和我要进行大量对我十分有益的通信，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理查德·威尔伯，威廉·弗尔古森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找到了他们自己处理十四行诗体的方式，约翰·霍兰德和马克·斯特兰德也一样。理查德·霍华德因为有塞萨尔·雷奈尔而获得了一个私人的西班牙语专家，将他最喜爱的格律规划——音节计算——应用于这一形式。他的成功激发了我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我使用音节格律来解决我自己翻译中的三种不同的难题。
在着手修改他们以往翻译的某些博尔赫斯作品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和阿拉斯泰尔·瑞德显示了无比的宽宏大度。我乐于出示本书所面临的各种难题的一些详细例证，我可以首先举这两位诗人的两首新译作为例。瑞德的“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的一页”最初发表在安东尼·克里甘编辑的《个人选集》里。在那里，尽管调子与语言是对的，这首诗却神秘地漏了一行，也包含有一些恼人的小差错；最糟的是因译者缺少理清情节所必需的详实（而复杂）的史料而造成的混乱。当然，没有首要的正确调子，多少修改也改进不了这首诗；关键的背景材料博尔赫斯和我可以提供——在诗中，苏亚雷斯上校尽管是一位阿根廷军官，但并非孤独地居住在本国（像在瑞德的初译里那样），而是流亡乌拉圭；因此将他带到那里的不是幸运而是宿命。在流亡中，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流淌，而是一种单调。战斗本身在安第斯山进行，在秘鲁的一片台地——一个不应与后来为纪念它而得名的阿根廷城市相混淆的地方。这就是独立战争，苏亚雷斯率领着秘鲁军队，而不是与他们作战。有一行，博尔赫斯简单地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