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迷雾（第4/6页）

马克疑惑地看着她的脸，又转向费文思通的脸。费文思通脸上满是笑，马克也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困惑之色挤出个诙谐的微笑。

“我想还没到那一步，‘仙女’。”他说。

“你不会以为‘仙女’会把先机拱手让给敌人吧？”费文思通咧嘴而笑。

“你是说她就是暴乱之源？”马克说。

“正是，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他的小眼睛在肥胖的面颊上闪闪发光。

“我光明正大得很，”哈德卡索小姐说，“把几百个引进的工人……”

“何况还是你特意召来的那种人！”费文思通插嘴说。

“塞进一个像艾奇斯托那种昏昏欲睡的小地方，”哈德卡索小姐继续说道，“怎么能不出乱子呢？我是说反正总会有乱子的。不出所料，我觉得我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既然麻烦注定要来，那让麻烦发生得恰到好处也不错。”

“你是说你操纵了这场暴乱？”马克说。说句公道话，这个发现让他头昏目眩。也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掩饰他这种神色：在这个暖意融融、亲密无间的小圈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神情和语调不由自主地和同事们毫无二致了。

“简单来说差不多。”费文思通说。

“这有什么区别？”费罗斯特拉多说，“事情一定得这么做的。”

“没错，”哈德卡索小姐说，“事情总是这么做的。任何熟悉警事工作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你。要我说，真正的大事——大暴乱——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定会发生。”

“能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第一手消息，这也不错。”马克说，“不过我是希望我能把我妻子从镇里接出来。”

“她住在哪里？”“仙女”说。

“住在杉顿。”

“啊，那基本影响不到她。这段时间，我们俩得忙着写关于暴乱的报道了。”

“可——这都是为了什么？”

“紧急管制，”费文思通说，“除非政府宣布在艾奇斯托进入紧急状态，否则永远也得不到我们要的权力。”

“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说什么和平革命，这都是蠢话。倒不是说愚民们会不断反抗——相反，我们还经常不得不刺激他们起来反抗——除非发生骚乱、纵火、堆路障这类事，我们就不会获得权力来有效行事。要是你们所说的压舱货不够重，就把不稳舵。”

“而且这类报道都要在暴动发生后的当天就能上报纸，”哈德卡索小姐说，“这就是说，最迟要在明天六点以前交给副总。”

“可是这件事甚至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发生，我们今天夜里怎么写呢？”

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马克，你要是这样，就永远都搞不好公共宣传。”费文思通说，“你当然不用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说这件事！”

“好，我承认，”马克满脸堆着笑说，“我对此有些小小的偏见，我又没有生活在邓恩[6]先生的时空里，也不是活在完全颠倒的世界里。”

“这可不好，宝贝，”哈德卡索小姐说，“我们最好马上动手开始做。再喝一杯，我俩最好上楼去，开始动笔。我们找人在三点钟给我们送辣肉骨和咖啡当夜宵。”

在动手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是犯法的事，别人还让他做，这对马克还是头一回。但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曾有这样的时代，决断的时刻曾有千钧之重，会有巫婆在枯萎的荒野里预言[7]，或有一条真实的卢比孔河[8]要跨越。但对于马克来说，这个决定的时刻在一阵欢笑声中悄然滑过。要让一个本质上还不坏的人犯下恶劣行径，尘世间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同事之间亲热的欢声笑语。过了一会，马克和“仙女”疾步上楼。路上他们和科瑟擦肩而过，马克忙着和“仙女”聊天，用余光扫了一眼，科瑟正在瞅着他们。想想看，他还曾经畏惧过科瑟！

“谁要在六点钟去叫醒副总呢？”马克说。

“大概没那个必要，”“仙女”说，“我想老人家肯定有时会闭眼的，但是我可一次也没看见过。”

◆〇◆

凌晨四点，马克坐在“仙女”的办公室里又读了一遍他刚写的两篇最新文章——一篇写给最正统的报纸，一篇则写给较为大众的报刊。整晚的工作，只有这两篇文章尚能满足马克在文学上的虚荣心。在此之前，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更费力地编造新闻。这两篇头版文章他放到最后才写，墨痕未干。第一篇是这么写的：

尽管时下对昨夜发生在艾奇斯托的骚乱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依据第一手报道（我们将在别处刊出），有两个结论凸显出来，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不太可能动摇这两个结论。首先，我们之中尚有人对自身文明启迪教化的效果持泰然心态，这次的事件则对此心态是一个沉重打击；当然，应当承认，把一个小型大学城镇转变成国家研究中心不可能开展得一帆风顺，与当地居民毫无摩擦。但是我英国臣民一向能镇定自若地应对摩擦，只要面临的困难确实合理，英国人从未迟疑，而是乐于做出更大的牺牲，何况仅仅是小小移风易俗。为了社会进步，艾奇斯托的居民所要做的不过如此。令人欣慰的是，从任何权威机构都没有传来有关国研院有越权行为或有欠考虑，作风粗暴的消息；毫无疑问，这次的骚动源于在一间酒吧中，国研院的一位工人和当地的一位蛮汉发生争执。然而，正如斯达奇拉的哲人所言[9]，骚动虽小，其源必深，看来毫无疑问，这场小小的争执，引发或曰引爆其的根源，正在于地方本位或普遍的偏见。

我们不得不怀疑，人们对于高效率的规划固有的不信任，对那些笼统称为“官僚主义”体系的嫉恨，会如此容易复活（我们希望是暂时的），这确实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担忧，揭示了我们国民教育水平中的断层和弱点，也正凸显了国立研究院要着力解决的痼疾之一。国立研究院会攻克这个弱点，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因为正如朱尔斯先生愉快地称研究院为伟大的“和平努力”，在研究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意志。我们希望，任何带有偏见，胆敢和国研院对立的反对派，都将得到温和的，但是绝对坚决的抵制。

我们从昨天夜里的事件中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欢欣鼓舞。最初，许多部门都不信任应该给国研院配备自己的队伍这个建议，并误以为那是国研院自己的“警察力量”。读者们还记得本报尽管并没有赞同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但还是给了这种看法以相当篇幅。即便是热爱自由的人们对于国研院警察那种毫无根源的担忧也应得到尊重，因为甚至对于母亲盲目的焦虑，我们也予以尊重。与此同时，我们坚信，现代社会是如此复杂，如果只将执行社会意愿的使命放在一个职责仅仅是防止犯罪和侦破犯罪的机构上，那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警察机构迟早必须从日渐膨胀的强制任务中解放出来，这本也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其他国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彻底打击了自由和正义，这就是“君主集权”[10]。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难以忘记的。而国研院的所谓“警察”，实际应该叫作“公共执行部门”，则是典型英国式的解决之道。这个机构和国家警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许无法说得逻辑上泾渭分明，但我们英国从来也就不热衷于逻辑。国研院的举措和政治毫无关系；如果其措施和犯罪司法相关，那也是因为国研院担当了拯救罪犯的高尚任务——将罪犯从可怕刑罚的领域里转移到拯救处理的范畴内。如果还有人对国研院拥有这样一支力量心存疑虑，那么在艾奇斯托发生的事件就将其必要性展露无遗。国研院的官员们和国家警察机关始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联系，要不是国研院的配合，国家警察机关就会对形势束手无策。正如一位高级警官今天早晨对我报代表所说：“要不是国研院警察，形势很可能难以预料。”如考虑到以上事件，宜将艾奇斯托地区置于国研院警察管控之下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内心总是现实主义者——不会有丝毫异议。我们还要对国研院警察中的女性成员表达特殊的敬意。她们始终表现得既无畏又冷静，过去几年中我们所见所闻，已经深知我国妇女的这种气质。目下伦敦街头风传的所谓街头机关枪扫射，伤亡数百人的谣言，尚未得到证实。很有可能当我们获得详细的报道时，我们会发现（引用一句近年来某位首相的名言），“确有鲜血长流，不过大多是因为打烂了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