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能屈能伸(第6/8页)

“与此同时,”马克说,“我已经写信给柯里解释关于我的辞职都是胡话。”

“你高兴就写。”费文思通依旧笑着说。

“啊,我想学院不会因为柯里误解了哈德卡索小姐说的几句话,就把我扫地出门。”

“除非你犯了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否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你的研究员资格。”

“不,当然不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下学期再选举时会选不上我。”

“哦,我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得靠你帮我打消柯里心里关于我要辞职的想法。”

费文思通缄口不言。

马克不管自己理性上如何想,还是催着费文思通说:“请你保证向柯里解释清楚,整件事都是误会。”

“难道你不了解柯里吗?他的满腹心思应该放在考虑你的继任者问题上很久了。”

“所以我才要靠你去制止他。”

“我?”

“对。”

“为什么是我?”

“啊——真该死,费文思通,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也是你先说给他听的。”

“你知道吗?”费文思通一面说一面拿了个松饼,“我发现和你说话很难。过几个月会进行再选举。学院可能会决定再选你;或者,当然,也许学院不会再选你。我现在就是觉得,你现在在预先拉我的票。对此我要说的是:见你的鬼去!”

“你很清楚,要不是你给柯里吹了风,我再次当选是毫无问题的。”

费文思通不满地盯着松饼紧看:“你把我累坏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在布莱克顿学院这种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干什么要来缠着我呢?我又不是个该死的保育员。还有,为了你好,我要劝告你,和这里的人说话时,不要像现在这么冲。否则,套用一句名言,你的生活就会,‘肮脏、可悲、残忍和短暂’!”

“短暂?”马克说,“你是在威胁我吗?你说的是我在布莱克顿的生活,还是在国研院的生活?”

“我要是你,就不会如此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费文思通说。

“我会记住这话的。”马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当他走开时,还是忍不住回头看着那个满脸微笑的人说:“是你带我来这里的,我还以为你起码算是我的朋友呢。”

“真是没救的浪漫主义者!”费文思通说,他的嘴巴轻松地咧得更开,把整个松饼都扔进去了。

马克这才知道,要是他丢了伯百利的工作,他也就丢了布莱克顿学院的研究员职位。

◆〇◆

这些天来,珍尽可能地少待在家里,每天夜里都躺在床上读书,尽量不入睡。睡眠成了她的大敌。白天她总是去艾奇斯托——名义上是为了找个像麦格斯太太一样“每周来两次的女人”。有一次她很高兴突然发现卡米拉·丹尼斯顿向她打招呼。卡米拉刚走出一辆汽车,她把一个高个黝黑的男人介绍给珍认识,说这是她的丈夫。珍一眼就看出丹尼斯顿夫妇都是她喜欢的那种人。她知道丹尼斯顿先生曾是马克的朋友,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此时她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她之前就困惑的,就是为什么马克现在的朋友比他过去的老朋友要逊色那么多。凯里、瓦斯登,还有泰勒夫妇,在珍刚认识马克时,曾是经常往来的,他们比柯里和布斯比要好得多,更不要说比那个费文思通好到哪里去了——而这个丹尼斯顿先生显然也可亲得多。

“我们正是来看你的。”卡米拉说,“你看,我们带了午餐。我们开车载你去杉顿后面的树林,上车吧,我们有好多要谈的。”

“或者你们为什么不来我家,和我一同吃午餐呢?”珍小声说,心想这事该怎么做,“今天可不合适野餐。”

“那就意味着你要洗更多的盘子。”卡米拉说,“既然斯塔多克太太认为今天太冷,雾太大,那我们最好去镇上找个地方吃饭好不好?弗兰克?”

“去餐馆恐怕不行,斯塔多克太太。”丹尼斯顿先生说,“我们要私下谈谈。”“我们”这个词显然是指“我们三人”,立刻在他们三人中带来一种愉快的、实干的团结感。丹尼斯顿先生继续说:“而且,你不想在秋天一个大雾的天气里去森林中走走吗?坐在车里会很暖和的。”

珍说她从没听说过有人喜欢雾气,不过试试也无妨。三个人都上车了。

一边开车,丹尼斯顿一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卡米拉会结婚,我们都喜欢天气,不是只喜欢某种天气,而是就喜欢所有的天气。如果你生活在英国,这个爱好可再有用不过了。”

“你们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丹尼斯顿先生?”珍说,“我想我怎么也没办法学会喜欢下雪和下雨。”

“这都是一回事。”丹尼斯顿说,“还是孩子的时候,都喜欢天气,长大之后,才学会讨厌天气。下雪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吗?大人们都阴沉着脸,可孩子们是什么样呢,还有小狗呢?他们才知道下雪是为了什么。”

“我肯定,我从小就讨厌下雨天。”珍说。

“那是因为大人不让你出去,”卡米拉说,“要是能让出去踩水玩,孩子们都会喜欢下雨的。”

这个时候,他们的车驶离了杉顿后面没有栏杆的道路,在草丛和树林间跌跌撞撞,最后终于停在一个草木丰茂的小山谷中,一面是冷杉林,一面是一丛山毛榉树。身边蜘蛛网处处,一股浓郁的秋天气味。三个人都坐在车子后座上,打开篮子,吃了三明治,喝了一小瓶雪利酒,最后来了热咖啡,抽了烟。珍开始觉得惬意起来。

“说吧!”卡米拉说。

“好,我想我还是开始说吧。”丹尼斯顿说,“斯塔多克太太,你当然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吗?”

“从艾恩伍德小姐那里来。”珍说。

“哦,确实是和她同一个宅子。可我们并不听命于格雷斯·艾恩伍德。她和我们都听命于别人。”

“是吗?”珍说。

“我们这小小的一家人,或者说一群人,或者说这个小团体,不管你怎么叫,都由一位渔王先生掌管。至少他近来用‘渔王’这个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他曾经是个大旅行家,现在却是个残疾人。他脚上有伤,是最后一次旅行时弄伤的,也好不了。”

“他为什么要换名字呢?”

“他在印度有一个嫁了人的姐姐,一位姓‘渔王’的夫人。她刚刚过世,给他留下一大笔财产,条件是他也用这个姓名。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是一位伟大的本土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朋友,这个人你可能听说过,就是苏拉[4]。关键就在于此,苏拉有根据相信,或者是自以为有根据相信,人类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就在结束之前(就在他消失以前)他相信,这危险会真正降临到英伦岛的某个头上来。他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