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第2/2页）

唐   周昉   宫乐图（宋摹本）

玄奘、义净：学习异质文化的热情

处于盛世的大唐帝国，不仅有宽广的胸襟欢迎远方来的朋友和容纳外来的不同文化，而且还主动走出去学习、吸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先后赴印度取经，就是光辉的例子。

玄奘于公元627年8月出发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长安，前后17年，游历了当时的110多个国家，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唐太宗请玄奘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房玄龄、许敬宗挑选五十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的译场规模庞大，他自任译主，下面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几个部门：证义，是译主的助手。证文，检对梵文原文。书字，将梵文字音写成中文。笔受，译梵文字义为中文字义。缀文，整理译文文句。参译，校勘原文，将译文回证原文。刊定，逐句、逐节、逐章刊定文体。润文，润饰译文；梵呗，唱梵音以修正音韵。玄奘日以继夜地工作，“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译佛经75部，达1335卷。玄奘还口述《大唐西域记》12卷（由他的弟子辩机笔录），记载了他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当代学者季羡林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三彩马   唐

义净生活的年代晚于玄奘。他“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从广州出海，由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从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后24年，带回梵本经、律、论400部。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唐中宗在长安大荐福寺为义净特设翻译院，前后16年，共译经56部，230卷。义净翻译院的参译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官员中有11位宰相。如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瓌、行太子少师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充任“监译”，守兵部尚书韦嗣立、守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翻经学士”。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在世界范围也属罕见。即此一端，也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是最快乐的事。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本土的文化，还包括境外异质的文化。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7年，一个24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

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近万米，南北长8000多米，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城内有东西向大街14条，南北向大街11条，其中最宽的大街叫朱雀街，当时又叫天街，宽达155米。长安城内有百万以上居民，比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还多出20万。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这些使节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今朝鲜）和大食（今叙利亚、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二年（837）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达到216人。

陶画彩胡人俑   唐天宝四年

唐代老百姓和上层贵族大量引进外来的服饰、饮食和各种习俗，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所谓胡服，主要是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波斯、康国、安国等国的服饰，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骑马出游狩猎。唐代女子喜欢披肩巾，是从中印度传入的。当时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肆多在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红陶骑马狩猎俑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