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
《论语》一开头就记载着孔子的教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这句话包含了极丰富的意蕴，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阐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重要的价值。“远方”提示着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人向来把来自远方的人当作可尊敬的朋友来看待，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中国人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在域外人面前能展示一种魅力和吸引力。《论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好，应该使你的近邻欢乐，还要使远方的人们仰慕你的文化，到你这里来观摩学习。悦近邻，来远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信念。
由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正体现了孔子所表述的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大唐盛世的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具有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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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域的开放
在艺术领域，大唐帝国实行开放的政策。
隋唐时，在宫廷宴会和典礼上，有大型歌舞表演。隋朝有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了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了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乐舞。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五弦琵琶、箜篌、筚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琵琶来自印度与波斯。箜篌来自印度。筚篥来自波斯，本名悲篥，声悲。横笛是羌笛的演化，最早流行于印度，后传入我国西北与西南羌族地区。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域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因此应该看作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和“胡乐”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来自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胡腾舞和柘枝舞（来自石国，在今塔什干一带）。《新唐书•礼乐志》说：“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许多诗人都描绘过胡旋舞。如白居易的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唐玄宗吹奏玉笛和敲击羯鼓都达到极高水平。当时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据记载，宋璟还提出，敲击羯鼓时，应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以充分发挥羯鼓作为“八音之领袖”（唐玄宗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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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吸引了许多国外杰出的艺术家来华。如唐初来华的天竺僧昙摩拙叉、康国人康萨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金刚三藏等人，都是擅长画佛画的画家；唐末来华的竺元标是天竺画家。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地区的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时被封为散骑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时被封为国公的优伶安金藏，都是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中唐时著名的歌唱家米嘉荣、米和父子都是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琵琶高手康昆仑是康国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是曹国（地跨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
正是因为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所以唐代的艺术真正呈现出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景象。
敦煌壁画 反弹琵琶
宗教领域的开放
在宗教领域，唐太宗也实行一种开放、包容的政策。
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在公元431年被罗马教会判为异端，开除出教，并遭流放，死于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聂斯脱利的信徒宣布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并向东方的广大地区传教。贞观九年，他们的一位主教阿罗本带一行人到长安。他们自称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龄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景教经典，并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
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于波斯，当时中国人又称之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曾两度被立为古代波斯的国教。大约在西晋末年，即公元4世纪初，它通过粟特商人传入中国。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认。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后来遭到祆教的排挤。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杀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国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据文献记载，最晚在唐高宗时代，摩尼教已传入中国内地。它的教义得到了武则天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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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对于外来宗教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七月为景教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有句话很能体现中国的哲学精神，这句话就是“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就是生命创造，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来的文化，只要有利于民生福利、人伦风化与社会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应该得到容纳，也就是唐太宗诏书中说的：“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创化高于一切，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生之德”，看重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种用残酷的火刑迫害异端的宗教法庭，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像聂斯脱利派那样被他们自己的教会判为“异端”，像摩尼教那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国却都得到接纳，聂斯脱利派还得到唐太宗的极高规格的接待。唐太宗并不要求他们接受中国本土宗教的教义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的哲学，生发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