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第2/4页）
从经济和工业上看，属于德国自己的20世纪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迈开了。随着电力为人类提供了清洁、廉价的能源，新一波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电力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因为有了地上电车和地下铁路，城市面貌、人们白天与黑夜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变。由原普鲁士信号兵的一名上尉创立的西门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于电报业的家族式企业，在与德意志银行进行紧密联合后，迅速成长为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电报通信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西门子正是陆基与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的龙头，也正是它将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战略决策与政治谋划中。随后，西门子致力于为电气工业提供设备。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只是爱迪生专利的特许经营商，致力于研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新电器——洗衣机、电炉、电壶、电冰箱、电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请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风格与前代迥异的厂房。贝伦斯的规划简洁、实用，与前工业时代毫不相干，只用于安置新型生产设备。正是这些设备替代了数百万家庭的劳作，大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
在世纪之交，德国人不再搭乘驶往新世界的轮船，因为与扎根农村的父辈不同，他们会在城市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相比，德国可能不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度；但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她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人口记录揭示出，这种无限机遇不单单体现为单纯的收入增长，还体现为人们能比以往消费更多的肥皂、牛肉、酒水、白面包、衣服和鞋子。人口的文盲率日益降低，书和报纸的销量增加了。先前俾斯麦统治下曾出现的社会躁动现在基本都被抚平，即便是帝国曾经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当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世的德国按照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盛世”——就像同期的英国“爱德华时代”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观精神，让一切不吉利的兆头销声匿迹，被阻挡在国门之外。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观察的一样，20世纪会是属于德国的世纪。而且，尚在20世纪之初，无数德国人便如此自负地期待。
德意志土地上的广大人民并不关心这个国家是如何高度政治化，而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就连这种朴素的想法都已受到社会变革的无情冲击，更令人痛苦的疑问是，人们尚且不知自己往日的经验能否应付未来的挑战。多数情况下，答复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这反而引发对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的质疑。与关心日常琐碎相比，百姓的确关心别的事情：诸如谁掌握柏林大权、议会做成了什么又没做成什么、皇帝对舰队发出了何种命令、大英帝国如何背弃盟约，或是德国在境外的殖民情况——在中国胶州湾、非洲西南斯瓦科普蒙德、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如何。不管外面如何云谲波诡，穆勒、施密特这些寻常人家还是要接着过日子，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努力适应那些正在改变传统贸易、营销、经商方式的新技术——这实际上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残留下来的君权，苍鹰和雄狮的图案依旧广泛出现在钱币、公共建筑和政府公文上，德意志的传统还在，只是一天天地褪色罢了。当然，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或上巴伐利亚等地的乡村距离新老工业中心尚有数小时火车车程，那儿的生活看起来和过去几代人似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有受到金钱、拼搏、事业和自由主义等工业社会潮流的侵蚀。小城镇如罗腾堡，地处维尔茨堡到奥格斯堡的铁路线上，它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屋舍与集市显得像在另一个时空里，而孩子辈们提出古城压抑了他们的呼吸空间。20世纪之交，德意志人对科技、发展和未来的热忱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一位游客如果曾经在1870年横穿自亚琛出发，途经波茨坦与柏林，直抵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号国道，并且35年后或者50年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旅行，那么肯定会看到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铁路和电报网遍地都是。火车除了载客，还满载无数工业产品。每当飞机时不时从头顶掠过时，孩子们会马上边指给同伴看，边说自己将来也要飞上蓝天。马路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车里坐着怀揣大笔金钱、到处闯荡的年轻人。大部分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已被铺设一新。城里的有轨电车已经能把市中心与偏僻的村庄连接起来；这些村庄则迅速成为城郊，以容纳日渐庞大的白领人群。好的城郊则会选择空旷、优美的风景处盖上别墅，再用电灯照明。这些地方原来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简易礼拜所。河流上不断架起宏伟的钢铁大桥，大小运河分别沟通莱茵河与威悉河、威悉河与易北河、易北河与奥得河等——整个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为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连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经过几十年的疏浚也变得畅通无阻；海因里希·海涅笔下歌颂的那个罗蕾莱礁石——一个阻碍莱茵河航道的威胁最终被炸掉。不过，从美因河出发贯穿弗兰肯丘陵直达多瑙河的漫长运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们不再打着赤脚四处乞讨为生；他们有机会就读小学、中学，然后度过工业或手工业学徒的岁月，便可以通过参军慢慢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当然，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
然而，当那些影响人们几个世纪的习惯与传统逝去时，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随着各种旧日神话的破灭、禁忌的解除，世界变得不再令人放心，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断突破原有的束缚。力量、技术与人口的爆发式发展伴随着一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世纪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里阐释的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杀里。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脑袋前后长有年少和年老两副面孔，负责掌管时间的起始与终止，必须时刻承受时光流逝之苦——这是对德国也是欧洲世纪之交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和艺术的幻想世界里，这种矛盾通过一个个小人物——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时代，托马斯·曼的大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现了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户名门望族由繁荣走向没落的故事。大约在同时，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既是犹太人当中也是德国人当中的杰出者，正着手撰写他的虚构小说《即将来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