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们早晚会毁灭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在于他会与时俱进，而是因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鲁士旧政体后，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个期望只有借助一场由他设计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即便这是一场上层贵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终究也具有革命意义。

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