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3/4页）

因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发展，所以阶级的藩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大多情况是下层百姓在向上层流动。只有那些依靠马匹和公路做买卖的人群在往下层流动，因为这些行当已经被铁路物流所取代。许多鞋匠和裁缝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制造业日渐占据主导，而缝纫机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国，施奈德（裁缝）、舒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铁匠）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这就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前这些行当曾经有多么兴盛。不过，一些上升渠道被关闭，就会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开，而这要归功于综合大学和技术学院带来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迅速推进。另外，德国还有很多机构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提供工艺或会计方面的职业培训。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德国拥有更多教育机会来推动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这个机会主要由国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学问，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时，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都会对二者表现得尤为尊敬，这种尊敬激励着人们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从军和从政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特别是人们在军队服满12年役后，便有机会在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谋得一份小差事——在征税所、海关和国税局或那些为规范工业社会而成立的众多官僚机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联邦德国1949年首任总理，就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官转业为海关官员的家庭里。少年阿登纳被送去读高中，接着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为妻，1917年刚40岁出头便出任家乡科隆的市长。这一切按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阿登纳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学习热情和顽强意志是德国人奋斗的典范。特奥多尔·蒙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同时也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与阿登纳同样典型的上升轨迹。这个出生在北德意志村庄的男孩最终成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批评帝国最犀利的人士。诸如此类的鲤鱼跳龙门的人士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是出身寒微但发奋苦读；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学则是第二步，然后显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从统计方法上看，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贵族的论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德国的贵族授予制使许多平民获得贵族头衔，就像许多英国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受封爵士头衔一样。

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吞并法兰克福，使冯·罗斯柴尔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没有贵族封号的银行家乃至犹太银行家都有机会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个“冯”或“男爵”称谓（传统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而成为新贵族。亚伯拉罕·奥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这位来自科隆的犹太银行家，名望极高并且热衷行善，就此获封男爵头衔。同样，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帮俾斯麦增加了大量财富。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一样，对功名、财富和求知持开放态度。

妇女们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战争推翻阻碍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藩篱。因为直到19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女性——上流社会认为女性读书有失身份——才开始作为正式学生踏入大学的校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女性不但可以学习哲学、社会学，也可以学习医学。因为对贫苦的妇女而言，为生计而工作远比人权重要得多。男人们外出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到冶金厂做工，女人们则会在家附近的纺织厂里织织缝缝，而家里只留下老人照顾孩子。在手工业时代，女人们的生活大体就是记账、照料家里的孩子们以及反抗丈夫的权威。她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柏林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并未顾及西部、南部和萨克森居民的感受。“我们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实上，歌德一生中只去过柏林一两次，也没有喜欢上那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外交中枢就设在法兰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质王宫中。1848年革命期间的全德国民议会曾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共商国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贬低至历史的边缘。柏林却在近代德国历史上频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场，1834年就成为德意志关税联盟的首府，只因为普鲁士力主实现德意志的自由贸易，而奥地利却违反潮流，力主保护主义，终致失败。普鲁士还是德意志诸邦中经济最强的一个，表现为财政健康、金银货币稳定、税收管理完备。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并不赞同将柏林设为帝国首都，不过俾斯麦也不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仍对各邦原来的君主们以礼相待，不过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权的人。

柏林不仅是新帝国的首都，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据有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交汇之处的优越位置，区内是易北河冲击形成的大片沙质平原，同时也与奥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相隔不远。柏林还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兰等国际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铁路将德意志西部与柏林相连，几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并在驶过柏林后继续向东延伸了500英里，直达位于德意志最东部的东普鲁士港口和要塞。与地处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里的王室机构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宁与祥和而一直限制工业的发展——柏林的工业发展一向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显得高于一切，为的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里存在一种奋斗意识，即普鲁士这么一个只剩泥沙而无其他资源的国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励工业发展，创建夏洛腾堡工业大学，为工业提供先进技术，从英国的兰开夏和伯明翰引进技术，从伦敦引进资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劳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义和清教主义教义，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创业精神。

自1815年起，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国都柏林显现雏形：除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其他建筑都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几乎历代普鲁士统治者都十分痴迷于建筑，因此比起维也纳，柏林从不缺乏新鲜感——因为不断被推倒又不断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从1800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近400万人，这一增长伴随着德意志东边乡村的人们来此寻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历史进程。德意志西边的人们对柏林并不感冒，但对德意志东边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俄国侵占的一部分波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着希望。来自东欧犹太聚集区一户犹太人家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前，就曾在柏林上过大学。世纪之交柏林最受欢迎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样来自东边，而他已在勃兰登堡门旁建有宅邸、在万湖畔修有别墅。柏林拥有诸多大型工业公司——波尔西克（Borsig）生产铁路机车，西门子（Siemens）生产电报设备，而更晚的通用电气公司则生产电气装置，这些公司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时便明确指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而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而75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纠正了俾斯麦这一老套的说法，指出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煤和钢在经济上实现的。也正是在柏林，统一各方力量才得到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