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2/4页）

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

严格意义上来看，一个单一的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座东普鲁士庄园，无论其小如普通骑士领一般，还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önhoffs）、多纳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产一般，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的痕迹。但是，即便是这里，农业萧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遭受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绿色牧场和美国中西部广大平原的竞争冲击。柏林，与之泾渭分明，已然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居民的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轰然倒塌，新建筑拔地而起；凭借快捷的运输网，一个个村庄被连接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新工业中心。柏林不仅容纳了旧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也容纳了新式银行、现代化大众媒体、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和政党。在德国西部，鲁尔区的工业迅猛发展。在德国南部，因为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另一种工业化发展模式被推广，以脑力和精细工艺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被改造成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总而言之，德国是个多方面的社会，而且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趋势不见减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爆发后，移民数量达到新高。在随后的20年里，每年约有10万青年男女离开德国的家园，去新大陆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北美的亲人们会热情洋溢地把刚刚结束南北内战、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这股移民热潮持续到1893年北美爆发经济大萧条为止，因为那时美国铁路圈地运动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前景更加繁盛。

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

德国社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和创业的精神，但也缺少经验，这些社会现象体现为德国的爆发式剧变。在城市，由于高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集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家庭规模日趋缩小。在农村，农民们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却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因为土地能带来的收入比城市工业提供的报酬微薄。因此，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便是一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聚集的频繁运动。城市很快拆掉它们的古城墙，并且建设起一系列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公共交通不断合并掉周边的村庄，同时鼓励工业建厂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旁边，原本地位低贱的农民的儿子趁机卖掉为未来城郊建筑用地做准备的贫瘠田地，而终于盼到大发横财的出头之日，在一夜之间暴发为百万富翁。人口的增长、高涨的生活水平、科技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动力一起创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拉动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