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4/4页）

表象与现实，时间与命运

如果本书就这样结束于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宿命前景，基辛格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忠告了。也就是说，本书就不再有问世的必要。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危险的权力政治，也会使基辛格本人无法继续发挥“中国之友”作用。因此，本书将不再是一部著作，而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至少在中国方面的影响会是这样。基辛格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样对中国人说话，他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粗暴。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尽管形势如此危险，和平与合作仍然有望。他甚至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结束。对于一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他在毕生的实践和著述中，很少忘记嘲笑或蔑视理想主义者。照他的看法，后者眛于权力政治的性质，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清醒而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针对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不过康德主义纲领显然比威尔逊主义传统更空洞、更不切实际。历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后者的实践是要认真对待的，对前者只承认其文献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康德主义外交实践。

这种修辞可以理解为一位善良智者的衷心愿望，也可以理解为一位世故老人的圆滑技巧。他已经多次证明：他的双重修辞既能体贴最敏感读者的感情和自尊，又不妨碍最聪明读者理解他对敏感问题传递的信息。他在这里也不例外。读者泛泛扫过，就会以为基辛格的意思是：历史不一定重演；因为世界可能比十九世纪欧洲更进步，政治家可能比十九世纪前辈更明智。然而，你戴上双重修辞法的立体眼镜，就会从字缝里看出下面的涵义：“两个主角的内部演变与“一战”之前的形势也无法类比。预测中国的崛起时，人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它的突飞猛进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且美国注定会相对停滞。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翻译：中国将继续发现自己的软弱，返回原有的地位。德国有能力，因而构成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她无法克服自身的弱点。）

“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翻译：保持有利的力量对比就是美国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不过，基辛格友好地表示：正如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是不明智的，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输出民主之类）也同样不明智。在这两方面都维持现状，才是可取的选择。显然，这位老人理解中美合作的现实，也清楚自己在这种合作中的地位。基辛格如果用国际关系学的正常语言把这些意思说出来，大概会比“中国威胁论”作者群更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后者实际上是在说：中国复兴是可能的，美国无法维持优势。基辛格的意思其实是：中国复兴是不大可能的，美国大概能够维持优势。保障美国的现实利益，只需要放弃她的意识形态偏好就可以做到。现实主义外交的精义就在于：巧妙地利用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诱使其他行为主体更多地追求表象；从而创造条件，以最低成本实现自己的现实目的。在《大外交》中，基辛格对此反复强调。他的英雄黎塞留和俾斯麦都是此道高手，他的反面人物拿破仑三世和威尔逊都是表象的牺牲品。当然，基辛格比谁都清楚：人类的智慧有其限度。后人不具备俾斯麦左右逢源的手段，使他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基辛格自己的合纵连横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他在本书中想做、能做的，其实就是《中庸》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当然，还有《论语》的“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