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2/4页）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

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这种高深艺术。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

《论中国》的现实关怀

基辛格写这本书，当然不是为了“老功臣擦抹旧勋章”或是做国际关系理论智力操。关于前者，他早已在几部回忆录中做过了。关于后者，他没有必要炒学院知识分子的冷饭。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马基雅维利战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惮之余，并非看不清价值观冲突蕴含宗教性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蜜月期，这种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面对这样一个交涉对象，美国民众的本能反应只可能跟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她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