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3/4页）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力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下面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得寸进尺。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软弱，指望以虚张声势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往日的帝国，未来的匈奴

我们随着基辛格的脚步，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中美交涉；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在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软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发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她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基辛格无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中国朋友无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她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她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她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基辛格从来不是清教徒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饱经世故的欧洲人——不，中欧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在全书最后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克劳的结论是，德国宣称追求什么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