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5/7页）

事实上，1949年以后，在中国几乎听不到尼采的名字了。“文革”中的红卫兵，无论是中学的、高中的，还是大学的红卫兵，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知尼采其人。但是，红卫兵的理念、意志、表述思想的语言以及口号，与尼采是多么地相似啊！首先在彻底否定一切这一点上，两者是空前一致的。

尼采认为——他以前的世界已经彻底地朽烂了，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宁评说资产阶级“僵尸”的话，但列宁显然是不屑于“利用”尼采的吧？红卫兵认为——在自己以前的中国，刚刚变成了“红色”的，却又由“红色”完全变成了“黑色”的。

尼采要从文化上对他以前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清算。红卫兵也要对中国那样。

尼采蔑视他以前的一概道德标准——文化遗产和价值判断的原则。红卫兵亦如此。

尼采要由自己“改良”人类。红卫兵也同样“允诺”进行如此“伟大的事业”，虽然不曾有人拜托。

尼采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最洁”者。红卫兵认为自己是政治上的“最纯”者。

尼采在精神上“唯我独尊”。红卫兵在阶级立场上也“唯我独革”。

尼采极为骄傲于他血液里的一种元素——勇猛！“勇猛就是击杀！每一次击杀伴随着一次凯旋！”红卫兵也是勇猛的。每一次勇猛的行动都伴随着破坏和鲜血。“我总是想要将一只脚踏进他们（指贱氓）的嘴里！”尼采这么说，红卫兵几乎这么做。倘谁真的能将脚踏入别人们的嘴里的话。

“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同胞们，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我意象中的影像！呀！它卧在最坚固、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的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囚牢，石块中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美丽的超人向我移来了，呀！同胞们……”尼采如是说。“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高举起红色的铁锤，将旧世界砸它个落花流水！让我们砸出的火星汇成一片片新世界的曙光！让我们彻底砸烂旧世界，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卫兵在“文革”中每振臂作如此大呼。

尼采强烈反对说教，但是他一再说教世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他所授的方法是“自我刷洗”。红卫兵“超越自我”之方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那么多，那么多。而最相似的一点是：尼采说：“现在，这个世界当由我们来支配的时候到了！”红卫兵们说：“我们来掌握中国命运的时候开始了！”

尼采的话印在尼采的书中。红卫兵们的话，记载在当年的红卫兵小报中。

尼采有精神“红卫兵”情结。红卫兵有“后尼采意志”。

这一种相似证明了一种真相。即——在某些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强烈的欲念，总是企图居于主宰、统治或用尼采的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支配”的欲念，它有时体现为反抗压迫的行动；有时驱使着的仅仅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尼采以他著书立说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调动和彰显了他本性中的这一欲念。“文革”以它号召“造反有理”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调动和彰显了红卫兵们本性中的这一欲念。

用尼采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即《人性的，太人性的》——之真相。

尼采哲学的一种真相。

关于尼采和中国知识精英

凡尼采思想的熔岩在中国流淌到的地方，无不形成一股股混杂着精神硫黄气味的尼采热。

“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几乎一切古典思想，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们而言，已不再能真实地成为他们头脑所需的食粮。

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面包者，洋主食也。在中国人看来，当时乃高级主食。

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如鲁迅当年因不闻文坛之“战叫”而倍感岑寂，中国那时的大小知识分子，无不因头脑的营养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尼采“面包”来了，弗罗伊德“面包”来了。在大小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它们是“精白粉面包”，似乎，还是夹了“奶油”的。

与水往低处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国知识结构高处流去的。

撇开弗氏不论，单说尼采——倘一名当时的大学生，居然不知尼采，那么他或她便枉为大学生了；倘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别人热烈地谈论尼采时自己不能发表一两点见解以证明自己是读过一些尼采的，那么简直等于承认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学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导师，关于尼采和学生之间毫无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语言的交流，那么仿佛他的知识结构在学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问题了。

这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追星”现象，或曰“赶时髦”现象。虽不见得是怎么普遍的现象，却委实是相当特别的现象。此现象在文科类大学里，在文化型大小知识分子之间，遂成景观。在哲学、文学、文化艺术、社会学乃至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诸方面，尼采的思想水银珠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而无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学，真的那么包罗万象吗？

台湾有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很凄美的咏落叶的诗。首句是：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看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当时，对于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影响之久、之广、之深，我以为无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细分析起来，其影响又分为四个阶段。或反过来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借尼采这张“西方皮”，进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灵魂的蜕变。

第一阶段：能动性膨胀时期。主要从尼采那里，“拿来”一厢情愿的“改良”者的野心。区别只不过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文人型知识分子们，恰恰由于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惭愧于面对世界发言，而只企图“改良”同胞了。这其实不能不说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和姿态，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为连鲁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未能达到之目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也是难以接近那大志的。一国之民众是怎样的，首先取决于一国之国家性质是怎样的。所谓“道”不变，人亦不变。所以，在这一时期，“尼采”之“改良”的冲动体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诗体的呓语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