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哈米尔卡与汉尼拔

合约后迦太基的情势

公元前241年跟罗马签订的条约给迦太基人带来和平，但他们付的代价却极为沉重。萨丁尼亚的贡税绝大部分都流入罗马人的国库，而不是迦太基人的，这还算是损失中最小的。更让他们恼恨的是东西地中海的交通正在完全要落入他们全部控制之际，却被迫放弃这久来的希望。现在他们看到，整个的商业政策破坏了；自从西西里陷落后，原先在他们掌握中的地中海西南水域已经变成各国各民族自由通航的大道，而意大利的商业已全然独立于腓尼基人的势力之外。然而好和平的西顿人可能愿意默认这种结果。他们早已遭受过类似的打击；他们早先曾经独占的东西，曾不得不跟马塞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共享；其实，现在他们保有的地方——非洲、西班牙和通往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带给他们权势与财富了。但说真的，谁又能保证这些可以一直留在他们手中？

雷古卢斯几乎得手的条件，只有愿意遗忘的人才能遗忘；如果罗马现在从利利俾发动它原先从意大利所发动的攻势，迦太基必将灭亡。无疑目前他们拥有和平；但这和平却悬于游丝，而他们也知道罗马人民对这个条约所抱的不满态度。罗马现在可能尚未思及征服非洲，尚以意大利领土之扩充为足；但迦太基若以罗马人的这种暂时满足为依靠，则前途未可乐观。罗马人即使只为其意大利政策，也可能认为降伏非洲邻国不若将之消灭为便利——谁能保证不会有此发展？

迦太基的主战与主和派

简言之，迦太基人只认为公元前241年的条约是停战协约，只能用以准备即将来临而不可避免的战争。这并不是为了要复仇，甚至也不只是为了重新收复所失的土地与权利，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不致依赖敌人的善意。但是，在一场毁灭战——尽管其来临的时间未定——悬于弱国头上，智慧、坚毅而忠于国族的人——他们会立刻为此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准备，在有利的时刻接受它，因此以攻击政策来替代防御政策——总是发现自己受到另一群人的阻挠，这是慵懒而懦弱的金钱崇拜大众，是老弱残疾之人，是那些无心于家国之事，只想得过且过，生于安乐死于安乐的人；他们不计一切代价以推迟最后的斗争。如此，在迦太基，也有主和的一派和备战的一派，而两派也自然和业已存在的政治保守派与改革派相结合。前者的支持者是政府机构，是元老议会和百人议会——以被人称为的“伟大汉诺”为首；后者的支持者则有群众的领袖们——尤其是备受敬仰的哈斯德鲁巴——以及西西里军的军官们；西西里部队在哈米尔卡的领导下，虽然最后终无成果而回，却向爱国者显示了一种行动的途径，使他们相信依此而行能够脱出亡国之运。这两派间的宿仇可能由来已久，只是利比亚之战使他们不得不暂停相互的斗争，以救燃眉之急。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前已述及。西西里军官尽管做了预先的安排，但执政党的昏庸无能却激起了叛乱，并由政府的颟顸而使叛乱爆发为革命，再由军事的无能而陷于灭国的边缘（尤其是由于军事领袖汉诺的无能，此人足可称为军队的毁灭者）。到了这时，艾尔克特的英雄，哈米尔卡·巴尔卡（闪电），临危受命，要他将政府从自作自受的危亡中救援出来。他接下这个重任，甚至在他们指定汉诺跟他共掌指挥权时，仍有那气度不弃之不顾。真的，当愤怒的军队将后者送回家去，而当政府又紧急要求容许汉诺跟他共任指挥的时候，他仍能有足够的自制，第二度容忍他；虽然有那么多掣肘的敌人，虽然有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同事，他却仍能以他对叛军的影响力，以他对努米底亚酋长们的巧妙对待，以及他无匹的组织与统御天才，在极短的时期内把叛变完全安抚下来，使叛逆的非洲重又成为效忠于他的盟友（公元前237年末）。

在这场战争期中，爱国派保持沉默；现在，他们的声音响亮了。这次的灾难显示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彻底腐败，其性质的有害于国家，他们的排外政策的不当，他们倾向罗马的不当。另一方面，罗马攫取萨丁尼亚，以及在这次危机中罗马人所表现的态度也使迦太基人——即使最卑微的分子——明了，罗马随时会再度向迦太基宣战，而如果迦太基以目前的国力迎战，则只有毁灭一途。或许，在迦太基有一批绝望的人，眼见自己国家未来不保，打算移民其他岛屿。而谁又能责备他们？但心灵高贵的人却不屑只求自救而不顾国家，伟大的人则更因群众为之绝望的环境而奋起。他们接受了罗马所订定的条约；除了屈从外，别无他法，在旧恨中加上新仇，小心地培养同仇敌忾之气——这受伤的民族最后的力源。于是，他们采取改革步骤[1]。他们已再确定不过，当权派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救药；就是这次战争，也未能让他们忘记他们的恶意，也没有学到更多的智慧；这可以从一件事看出，就是，现在他们厚颜无耻得几近白痴地在想办法归罪哈米尔卡，说他是佣兵的肇始者，因为他未得政府同意，即答应给西西里士兵薪饷。设若军官与民众领袖要推翻这腐败的政府，迦太基人几乎是不会反对的；但令人顾忌的阻力却会来自罗马，因为政府的主脑们跟罗马几乎已经维持了近乎卖国的关系。要想拯救自己的国家，除了种种困难之外，还得不让罗马人得知，也不能让倾向于罗马的政府看出。

哈米尔卡任总司令

因此，他们不碰政府的体制，任政府首长们去尽量享受特权与公有财产。他们唯一建议而得以实行的是，利比亚战争中的两位总司令——战后是军队的首领——汉诺与哈米尔卡，前者撤销，后者任命为全非洲总司令，任期不限定。在他们的安排下，使哈米尔卡的位置独立于政府机关——这使反对者们称之为违宪的君主力量，加图则称之为独裁——只有人民大会才可撤销他的职位和给予审判[2]。即连继承人的选定权，亦不交托首都当局，而交于迦太基军官——这些军官在缔结条约时，跟将军同时列名，认可权当然保留给人民大会。至于这算不算篡夺政权，只从一事就可看出，即主战派只把军队视为他们行权的范围。

在形式上，哈米尔卡的任务是相当谦冲的。在边界上，跟努米底亚人的战争始终未停；位于内地的“百门之城”瑟维斯特（泰贝萨）只曾被迦太基人短期占领过。边界战争交予新的非洲总司令了，但这战争的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办法，让人民大会通过的命令不致受到迦太基政府的干预；至于政府本身，要如何腐败，都听他去了。罗马人却似乎完全未能察觉到此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