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4/17页）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

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

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头脑如此推测。

那青年工长当然落了个即刻被开除的下场。

他索要他加班加点了那么多时日的工钱。

那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

那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

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记得我当时说了如下的话：“倘当代的中国作家，以为发生在中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是与作家的头脑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对诸如此类的事件拒绝关注，那么他对中国的当代感觉一定是相当麻木的了。身在中国，既对中国的当代感觉相当麻木，那创作也注定缺少了当代的‘中国特色’，不被当代的中国人太关注，则便怪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不识货’，水准太低了。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人，只将所谓‘纯粹的文学’享作精神‘化妆品系列’的，毕竟实在是‘一小撮’罢了……”

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多么动声动色。

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有多么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语”，不再是别的什么。

有人递给我条子。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

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

于是我明白，他们是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然而在掌声中，我困惑极了。一时不知所措。样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怜了。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才能逗他们开心。如果我是喜剧演员，或马戏小丑，我会为他们展示自己“搞笑”才华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晓得怎么逗他们开心，也不明白他们所认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么事……

回到家里，我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想，得有中国人为我们的100多位同胞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不争，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不争，他们的软弱，并非我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说到底，他们忍气吞声，畏如驯奴，还不是因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吗？

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为“婊子”，乃因她在我们中国，首先侮辱了我的100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们，也无情地摧残了他们的唯一的资本——身体健康。一个月无偿加班加点250多小时，一个星期内连续工作只获准休息五六小时，这不意味着是一种无情的凶狠的摧残吗？她必得为这一种摧残，包赔我的同胞们的“唯一资本”的巨大损失！由于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国人数众多，那么我认为量变已经构成了质变。她实际上已经侮辱了我的国，侮辱了我国的法——起码是《劳动法》，当然也便等于间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100多位同胞公开道歉，其次向我的国及我本人道歉，否则我虽侮辱了她也要拒绝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识和女性》很快便见报了。

《伤心一跪》却如泥牛入海。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某报上发现对那一事件的又一次报道——很短，很不显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获“妥善”处理，那韩国女人终于肯向100多位中国职工表示歉意了。是公开在报上“表示”的，还是仅仅在他们面前说了几句“歉意”的话，报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后一种“表示”。也许那报道本身，就算替她“公开表示”了吧？

至于那被开除的青年工长，报道中也未提。想必是“开除没商量”。

于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关方面得到的是罚款，100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韩国女人依然是颐指气使的老板……

的确不失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

但我总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暧昧的一片沉默，意味着中国和我们中国人，丢失了什么。甚至意味着，变相地放弃了什么似的。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地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