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乡建阳

一九七八年，我开始寻觅宋慈的世界，有个重要因素，宋慈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福建建阳。

然而我所见的清代《建阳县志》记宋慈仅百余字。《宋史》不见宋慈踪迹。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洗冤集录序》对该书做了“提要”介绍，对作者宋慈则称“始末未详”。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版陆心源著《宋史翼》，把宋慈补进了《循吏传》，所据是南宋词人刘克庄写的《宋经略墓志铭》。刘克庄撰宋慈墓志铭因他曾任建阳知县，与宋慈是知交。此墓志铭是宋代留下的有关宋慈生平的唯一记述。

七百多年岁月流逝，今天要看见历史深处更为丰满的宋慈，当然不容易。认识宋慈，并不是仅靠盘点史料对他有多少记载。认识历史人物，最不能缺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追觅。宋慈为什么会成为宋慈？这是我尤所关心的。追寻宋慈的成长，我以为有三项特别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他的家乡，不能忽略他的家世，不能忽略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此三项对宋慈的成长至关重要。

先说他的家乡。一九七八年，我走在家乡的童游镇上，一次次想过，七百多年前，宋慈就生长在这片土地，是什么使他能写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他生在山河破碎的南宋，家乡的文化却有今人意料不到的璀璨。宋末建阳人熊禾撰《考亭书院[1]记》说：“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开篇就道出了朱熹与孔子的关系。朱熹一生注释与撰著甚丰，其中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编在一起并加注释。为什么要注释？凝聚着孔孟智识的古文字至朱熹时代已很久远，宋人要读懂春秋文字有困难了，更何况要理解孔孟思想殊不容易。建阳蔡元定是协助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的大学者。不仅如此，蔡氏一门四代出了九位贤儒，所谓“五经三注，四世九贤”，讲的就是蔡氏子弟在五经中注释了三部经典（《易》《书》《春秋》）。四书五经，九部经典有七部在建阳注释并刻印成书，成为直至近代中国读书人必修的读本。请想一想，建阳这地方当时具怎样的文化氛围！

再说中国印刷术起于唐盛于宋，宋代是把前此千秋竹简上的中华文化刻印到书本的重要时期，建阳正是当时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朱熹与弟子注释的古代文献就在建阳刻印出版成为教本。注释，就是往通俗化、大众化前进；它使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更多人受教育成为可能。建阳因之曾“书院林立，讲帷相望”。来此读书者非止建阳子弟，而是“四方学子负笈来学”，这促进了建本刻书业繁荣，天下书商贩者往来如织，建本因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使建阳享有天下“图书之府”的盛名。这对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贡献，实在是巨大的。宋慈就出生在这一时期的建阳童游镇，岁在一一八六年，月日不详。

十二世纪，欧洲处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曾在六世纪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在中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一二五八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铁骑攻灭，巴格达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中国，由于造纸和印刷术在宋代大量应用，由于朱熹及其弟子伟大的译注工程与建阳书业和书院教育联袂传播，使得此前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仿佛转眼间就横亘在少年宋慈面前。所以，建阳家乡给予宋慈的文化熏陶，心智教育，是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子弟难以望其项背的。

宋慈九岁（1195年）受业于朱熹高第吴稚[2]门下，青年时常与建阳高士黄干、蔡渊、蔡沈等孜孜论学探讨疑难。二蔡即注释《易》《书》者。这样的文化氛围在京都临安也难寻。十九岁，宋慈到临安入太学。其时太学约七百名学生，主持太学的是南宋大臣、翰林学士真德秀（闽北浦城人）。

真德秀阅宋慈文章，称之“有源流出肺腑”；这是一个教育家的精粹评价，从中可以读见：一个将来有大作为者，是要有文化源流的，此时的宋慈不仅胸有远承，且涌动着独立思考的情愫，这意味着有一种创造意识在苏醒。

我的母亲也是蔡元定后裔，我在厚厚族谱里觅读先人的消息，在童游镇上遥想宋代我的家乡“书院林立”，民间亦曾“比屋弦诵”……不禁愧感，我们遗忘的何止是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