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三（第4/9页）

奏为官军迭获胜仗，该逆仍窜山东，恭报近日军情，仰祈圣鉴事。

窃自九月十五日以后，任、赖、牛、李各酋分支直犯徐州铜山，臣于十九日具奏在案。厥后曹州之贼知济宁防守甚严，不能渡运河而东，遂悉数南窜徐州，分布丰、沛、铜山境内，盘踞湖团一带。臣调张树珊、色尔固善等回军追剿，并调潘鼎新越境夹击。二十三日，张树珊等驻军丰、鱼交界之谷亭，扎营未定，贼马五六百匹突来扑犯，我军迎击败之，追奔十余里，擒斩数十名。二十八日，臣派营务处李昭庆带忠、朴等营，会同张诗日之步队，乌尔图那逊之马队，驰剿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新庄，贼大队南来，见官军步伐整齐，且战且走。我军追及于张谷山，乌尔图那逊马队从旁抄击，副将黄金志冲其中坚，贼势不支，纷纷败窜。追逐二十余里，逼入湖中淹毙百数十名，阵斩二百余名，拔出难民三百余人，生擒悍贼二十六名，夺获器械骡马甚多。贼由刘家集西窜萧县而去。色尔固善接到臣檄，知贼已逼近徐州，二十七日由丰县回顾郡城。初一日行近萧县，与贼边马遇于郝家集。色尔固善令高福、托伦布为两翼，而自率讷穆锦，分三路并进，贼即败溃，追至胡家庄，击杀数十名，生擒十三名，夺获骡马五十余匹。余匪逃入民房，我兵纵火焚烧，逸出者尽皆歼毙。此徐防诸军各获胜仗之情形也。

臣意贼既由曹而南窜徐州，又由徐而西窜萧、砀，势必回顾蒙、亳老巢矣。据生擒贼供，亦云将回蒙、亳，或云窥伺清江。臣飞咨乔松年、吴棠速为筹防。不料贼于初二日又复折回丰县。与后股会合，遍布城南十余里。是时鼎军四营尚留济宁，仅六营先到丰县，兵力甚单。初三日，潘鼎新带六营八成队赴陈家庄，布置粗定，自率零骑逼近贼垒挑战，该逆悉众抗拒。我军渐退诱贼离庄里许，故示以弱。贼见官兵极少，纵令马步各匪约二万余人，四面围裹，更番冲突。我军屹立不动，俟贼逼近，将洋枪连环施放，炸炮迎头轰击，贼阵溃乱。我军乘胜纵击，杀贼一千余人，尸骸枕藉，炸毙马匹、夺获器械不计其数。贼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宿，折而北窜，直向鱼台一路。初四日，适遇道员潘鼎新带留济宁之四营前来，与战于丰北。潘鼎新仍带六营并调副将王心安之军驰往夹击，杀毙无算。贼复大败，窜向西路单县而去。此济防潘鼎新一军在车县南北两获大胜之情形也。

臣查该逆狡诈多端，飘忽异常，从不肯与堂堂之阵约期鏖战，必伺官军势孤力竭之时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济诸军各有斩擒，惟潘鼎新以孤军当狂寇，以步队击马贼，人人自危，竟获全功，差足以寒贼胆。惟该逆死党极多，行走甚速，乘虚蹈隙，是其惯技，当初窜东省，已有由青石关窥伺登、莱之说，觋值运河水涸，难保不潜行偷渡。潘鼎新一军已全队拔回济宁防所。臣饬张树珊、色尔固善暂驻丰县。如贼久驻曹属，该两军仍当齐赴山东。如果渡运内窜，再调李昭庆率大枝游击之师赴东会剿，以保完善之区而遏狂奔之寇。所有官军迭获胜仗，该逆仍窜山东缘由，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拟调鲍超会剿西路片 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

再，臣钦奉到十月十五日寄谕：“南阳捻逆，豫军既不能剿除，恐其日久裹胁愈多，前谕鲍超由襄赴豫。曾国藩复奏，有与李鸿章商筹协饷数成。嗣因官文奏称该提督游勇太多，漫无纪律。上杭之勇，闻有赴豫之信，恐引群呼类而来，请饬仍赴江右。第念鲍超剿贼向称勇往，若令严汰游勇，妥加钤束，使该提督有敬惧之心，未始不可资其攻剿。官文恐鄂饷难支，因有饬赴江右之奏。著曾国藩、李鸿章妥为商酌，于江苏接济数成饷需。并令该提督将游勇严行裁汰，不许任意招留。即札令赴南阳剿贼，统归曾国藩节制，以一事权而资钤摄。倘事属可行，即著一面札调，一面奏闻，用期迅捷。”等因。钦此。臣查鲍超之所短在贪将多兵滥收降卒，驭下专尚威严，条理不甚清晰。其所长之处在威名久著，为贼所惮，平日本有敬惧之心，又慕古人忠荩之名。自金口军叛以后，该提督鉴于前车，以后断不敢轻收降卒。若令少统数营赴豫剿捻，饷项则不甚缺乏，米粮则派员专管，奖其多年之勋劳，勖以后日之忠慎，必于大局有裨。唯进兵之路，须以襄阳为老营，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郧、陕。凡银米、军械、子药等事，均应由湖北粮台作主。江南虽可协饷数成，而不能随时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一俟接到复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该军米粮有着，臣即当奏调鲍超会剿捻匪，专办西路。合先附片陈明，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为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国藩于同治元年二月复奏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案内，请专设长江水师提督及总兵以下各官，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吏部等于五月二十三日定议具奏，准其设立长江水师，而于总兵、副、参以至千、把应设几缺，暨分汛、修舰各事宜，令臣体察情形，再行详核议奏。三年四月，奉旨，以淮扬镇总兵黄翼升补授长江提督之缺。六月克复金陵，滨江五省战事大定，即应将前募之水勇改为经制之水兵，核定章程，会议具奏。特以勇丁之口粮较多，额兵之口粮极少，相去悬绝，难于酌中定议，展转筹思，是以复奏稍迟。

臣国藩于咸丰二年腊月初招湘勇，维时长沙甫经解围，各路兵勇往来湖南，络绎不绝，臣遍查饷章，参差不齐，唯张国梁之勇每月五两四钱，江忠源之勇每月四两五钱，该两军是为有名于时。逮三年夏间，胜保奏请招募陆勇，月饷四两五钱，户部议准。江南大营循而行之，遂定为报销之常例。臣于三年冬间召募水陆两军，陆勇酌减为每月四两二钱，而亲兵什长稍有增加；水勇酌减为每月三两六钱，而炮手舵工稍有增加。厥后银价日贱，米价日昂，咸丰十一年，杨载福等请将水勇加为每月三两九钱，至今未改。臣复详加询访，除山东、河南饷章微少外，其余江、楚、闽、浙等十余省勇饷，均系四两有奇。目下各路招集陆勇纷纷未已，若水军骤为大减，则人皆去为陆勇，谁复愿充水兵？故臣所议章程，于兵饷条暂从其优，俟军务告竣，再行酌量核减。审时度势，有不能不出于此者，非敢与陆营战守粮额故示悬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