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2/9页）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5]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人物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院子中等候数小时，而自己却待在屋子里写东西，这又是另一个布托。当夜幕降临时，他像王子那样在华丽的地毯上行走，又像王子那样坐下，并邀请我这个在许许多多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中的唯一女人坐在他身旁。这几乎是故意对我进行挑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用手指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一一接见了他的党内成员、政府官员、主张独立的人。最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抱着一头雪白的山羊向他献祭的穷人。这是贵族布托，是任何西方文化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穆斯林布托。所以，他有两个妻子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布托乘坐在一架很不舒适的军用直升机里，头戴一顶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称之为吉物的帽子。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时，他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一片片的不毛之地和过着原始生活的农民所住的土屋，突然间，他握紧拳头，低声地说：“我一定要改变它，我一定要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布托。他终日幻想在巴基斯坦减少不幸和饥饿。最后，布托在他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的住所里接见我。他一面自我辩解，一面忏悔，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攻击英迪拉·甘地、穆吉布·拉赫曼和叶海亚·汗。他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大方。那里有古老的波斯地毯、珍贵的涂以瓷釉的制品、空调器和从毛泽东开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晚餐时，大家喝酒，有时也吃鱼子酱。他的第二个妻子努斯拉特也在座，她是一个毫不拘束的美丽的女人。后来又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敏捷的、留着长发的男孩。这是现代化的、优雅的、西方式的布托。布托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著书立说者，他的英语胜于他的乌尔都语，他能博得西方人的好感。这是冒失的结论。我曾问沃尔特·克朗凯特[6]对尼克松、约翰逊、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在他长期的电视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正如他对我所说的那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不能只从人这一角度来对他进行评判。不能这样做！因为一旦你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既有其所长，又有其不足的普通人时，你就必然会喜欢他，而忘却他的其他方面。

对布托的这一次采访也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不像那次对基辛格的采访那样涉及新闻界，而是涉及外交界，甚至整个国际舞台。正如英迪拉对布托的评价，即称他为没有分寸的人，冒犯了布托一样，布托评价英迪拉，称她为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人物，一个才能尚不及其父亲一半的苦干者，甚至说“想到与她会见、握手就使我产生强烈的厌恶感”等等，也使英迪拉大为恼火。不用说，英迪拉有充分的理由恼火。布托对她的评价太刻薄了，过多地使用了憎恨的感情。当时我也感到很为难。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我多次试图使他缓和口气。我对他说：“您不觉得这样的评价对她未免太过分、太不公正了吗？”但是，布托没有接受我的暗示，相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并增加了一些我没有发表的话。可是，隐略这些话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不是我愿意的，这件事带来了戏剧性的甚至是可笑的后果。

在那些日子里，布托和英迪拉为签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协议本应举行会晤。但是，新德里报纸上登载的几句话使英迪拉产生了怀疑。她要求看采访记录的全文，并要别人从罗马把全文电传给她。她读了以后，立即宣布取消她和巴基斯坦总统之间的会晤。布托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去祈求哪位圣人，结果求助了我。他通过巴基斯坦驻意大利大使设法寻找我，一直追踪到亚的斯亚贝巴[7]才把我找到。当时我正在那里会见塞拉西皇帝。他通过别人向我提出了世界上最奇特的请求：要我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从来没有对他，即对布托进行过采访，这只是梦中的事。还得写明那些对英迪拉的评价不是布托说的，而是我所想象的布托可能做的评价。开始时，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又问道：“大使先生，您是怎么说的？”“我说您应该写文章讲清一切都是您虚构的。”“大使先生，您疯了吗？你们的总统也疯了吗？”“法拉奇小姐，您应该懂得，六亿人的生命都取决于您，都在您的手中。”我高声诅咒，很快把他轰跑了。但是，布托并不就此罢休，继续寻找我。无论我到哪里，总有一位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跟着我，请求我否认采访记录，并提醒我，六亿人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我对他们说，我的手太小，无法掌握六亿人的生命。这样的话无济于事。我大声疾呼，他们的要求实在荒唐无礼，也无济于事。直到英迪拉不去计较布托的错误，而采取了宽宏大量的行动时，这场噩梦才告结束。为签署和平协议，两人举行了会晤。

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握手言笑的情景，我感到很有趣。英迪拉的笑显得洋洋得意，充满讥讽；布托的笑则表现出极大的不自在，以至在黑白电视屏幕上，似乎也看到了他的脸一直红到太阳穴。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以下简称“布”）：我应该告诉您，为什么我渴望会见您。首先是因为您是真实地描述穆吉布·拉赫曼的唯一记者，您写的文章使我感到十分有趣。其次是因为……您看，这篇文章中谈到我与在达卡发生的3月镇压有关系，读了这段话，我感到相当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