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斯的选择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
这是秦始皇一生的最后一次出游，这一次出游改变了李斯的命运，也改变了秦朝的命运。我们先大致分析一下当时始皇身边群臣的背景。
始皇当时有两个丞相，左丞相是李斯，右丞相是冯去疾。冯去疾的背景十分特殊，他的祖上叫冯亭，是韩国上党（今山西省东南部）的郡守。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国攻打上党，韩王打算割让上党求和。但冯亭非但坚决不听从韩王的命令，反而带领上党十七城投降赵国。冯亭为何这么做？因为他知道秦国对上党志在必得，希望赵秦相争，让韩国得以从中获利。我在《帝国崛起：王道、霸道与强道的取舍》一书中说过，这是“移祸江东”的毒计。
冯亭此举引发了赵国和秦国的长平大战，此战最后以赵国惨败告终。被赵国封为华阳君的冯亭，也和赵国统帅赵括一起战死在长平。照这样看来，冯亭应该算是秦国的敌人才对，但说来也奇怪，冯亭的子孙在秦灭六国后却受到重用，如冯毋择封武信侯，冯去疾为右丞相，冯劫为将军。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始皇对李斯的信任远在冯去疾之上。后人在史书中时常看见李斯在秦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却很少看到冯去疾的表现。这一次巡游，始皇也决定带李斯同行，而命令冯去疾留守。
《蓝田县志》中记载的秦玺拓印二款，上刻“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虎符
此外，当时另一个最得始皇信任的人是中车府令赵高。怎么知道始皇最信任他呢？因为始皇把发兵的虎符和掌政的玉玺全都交给赵高来管。
在武将方面，秦灭六国功劳最大的是蒙氏和王氏。秦昭王时，蒙骜从齐国投奔秦国，此后为秦国立下累累战功。到了秦王嬴政即位后，蒙骜故去。此时王氏家族的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都受到秦王的重用，父子俩先后消灭了赵国、魏国、楚国和燕国。而王贲攻楚时，蒙骜的儿子蒙武便是他的副将。
蒙武的儿子叫蒙恬、蒙毅，蒙恬曾与王贲一同攻灭齐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后秦始皇命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取得了河套以南之地，从此蒙恬就在北方前线防备胡人入侵，一连屯驻了十余年，而王贲的儿子王离便是他的副将。从蒙氏和王氏三代的情况，各位就可以看出两家渊源有多深。
始皇非常信任蒙恬兄弟，不但让蒙恬在外掌握大军，更任命蒙毅为上卿，让他随侍左右作为参谋。因此蒙毅也跟随着始皇参加了这次巡游。本来按这样的情形发展，秦朝有可能不会灭亡，但历史却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看过始皇的臣子们后，我们再看看他的儿子们。始皇一共有二十几个儿子，但留下姓名的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子扶苏和最小的儿子胡亥。始皇一生没有立太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会长生不死，长生不死的人是不需要立太子的。
本来按照继承顺序，最有可能继位的是扶苏。但始皇不喜欢扶苏，扶苏在许多问题上都与始皇意见不合，又数次犯颜直谏。始皇气得将他赶出咸阳，任命他为蒙恬的监军，把他打发到遥远的北方前线去。与此相反的是，始皇非常喜欢最小的儿子胡亥，这次巡游就只带着胡亥去，其他的儿子都不得跟从。
立储乃是国家之根本，根本不确立，国家就要动荡，这在历史上有过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因此身为国君，绝不能轻易地显露自己对儿子的偏爱。始皇在这一点上犯了大错，以至于后来才会为人所不齿。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这年七月，始皇到了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病得十分严重。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于是命令赵高写诏书，准备送去给长子扶苏。诏书命令扶苏把大军交给蒙恬，然后和运送始皇遗体的车队在咸阳会合，让扶苏主持他的葬礼。在封建宗法时代，主持葬礼的人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这也代表始皇要传位给扶苏。
在这一刻，始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正确的决定是否就能获得好的结果，必须看具体执行的人。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做好事未必有好的结果，其关键在于“委之非人”。
始皇这次真的委托错了人，他把这件事交给了赵高。因为赵高是“兼行符玺令事”，必须经过他在诏书上加盖玉玺，才能作为正式诏书发出去。赵高写好了诏书，也盖上了玉玺，却没有交给使者发送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赵高想等等看，看始皇会不会就在这几天死去，他另有打算。
果然如赵高所料，始皇很快就驾崩了。顺带一提的是，关于始皇驾崩的日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是“七月丙寅”，但后世学者考证出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没有丙寅日，八月才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太史公居然连当年七月没有丙寅日都不知道，如此粗疏，真是一大败笔。
但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想想，太史公司马迁是天文历算名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太初历”便是由他制定的，他犯下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秦汉之际的历法，并不像今人所想的如此有序。许多出土文献上所标示的日期干支，就明显和后世史学家严密推算出来的结果不合，难道这些都要说是古人弄错了？就算退一步说，当年七月确实没有丙寅日，但试想一下，倘若你是史学家，看见前人记下错误的日期，你该怎么办？
改成正确的日期？问题是，你也不知道正确的日期是哪一天。
直接按自己的推测改写？这种做法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就索性不要记下有问题的日期？失去这条线索，后人就根本无从考证。
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将前人留下的有问题的日期原封不动地记下来（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记“七月丙寅”），等待有朝一日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则适度地表达自己对这个日期的怀疑（例如在《李斯列传》中只记“其年七月”，却不写详细日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写法中所谓的“疑以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