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三章 1942年，柏林（第4/14页）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便能找到间谍，我们真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茉黛激动起来：“必须打倒纳粹才行啊！”
“我比任何人都痛恨纳粹，但我还是个德国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便我生在英国，我也不想背叛德国。可只有输掉战争才能赶走纳粹啊！”
“我们怎么能为了输掉战争而把情报交给德国人啊？埃里克也许会因为这个在战争中阵亡啊！你难道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吗？我可不想亲手送走哥哥的性命。”
茉黛想开口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能哭了起来。卡拉站起身，抱住母亲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茉黛轻声说：“不管怎样，他都可能会死，都可能会为纳粹献身。与其战胜而死，倒不如和纳粹一起覆灭更干脆呢！”
卡拉不敢相信母亲竟会说这种话。
卡拉松开手。“无论如何，请你一定在把那种家伙带进厨房以前告诉我一声，”说着她从地上捡起了购物袋，“幸好科赫中尉没往里面看。”
“为什么这么说？你在购物袋里放了什么？”
“为洛特曼医生偷来的药。”
茉黛的眼里闪着骄傲的泪水：“这才是我女儿！”
“他拿起购物袋的时候，我差点没背过气。”
“很抱歉。”
“这不怪你，你又不知道我从医院里拿药回来。现在我就把药送过去吧。”
“去吧。”
卡拉把雨衣套在护士制服外面，然后出了门。
她快步走到洛特曼医生住的那条街上。洛特曼家没有冯·乌尔里希家那么大，但相对而言还算是挺舒适的。不过洛特曼家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门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禁止行医。
洛特曼家曾经很有钱。尽管对穷人的收费很低，但洛特曼医生也有些有钱的病人。现在，洛特曼医生的病人都没有什么钱。
卡拉和洛特曼医生的病人一样，从后门绕进屋。
进门以后，卡拉马上知道出事了。洛特曼家的后门开着，走进厨房，卡拉看见贴着地砖的地板上躺着把断了琴颈的吉他。厨房里没有人，但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却有声音传过来。
卡拉穿过厨房，走进一楼过道。洛特曼家的一楼原有候诊室和诊疗室两个房间。现在，候诊室改成了客厅，诊疗室改成了鲁迪的手工作坊。鲁迪在作坊里放了工作台和一些木工用品，通常还放着十几把待修的琵琶、小提琴和大提琴。所有医疗用品都被放在了上锁的橱柜里。
卡拉没有在作坊里看到人。
橱柜开着，里面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地板上散布着碎玻璃以及混杂在一起的药片、药膏和药水。卡拉在地板上的杂物里还找到了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仪。听诊器和血压仪的部件散落在周围，显然摔到地板上以后还被人踩过。
震惊之余，卡拉非常生气：这些医疗器具都不能用了！
她探头进客厅，发现鲁迪·洛特曼躺在房间角落里。鲁迪二十二岁，健壮高大。此时他正闭着眼睛呻吟不止。
鲁迪的母亲汉尼洛尔跪在他身旁。汉尼洛尔本来是个金发美人，现在却枯槁和憔悴了。
“发生什么了？”尽管这么问，但卡拉害怕听到答案。
“被警察打的，”汉尼洛尔说，“警察以治疗雅利安病人的罪名把我丈夫带走了。鲁迪试图阻止他们四处打砸，他们却……”她哽咽地说不出话了。
卡拉放下购物袋，跪在汉尼洛尔身旁：“他们干了什么？”
汉尼洛尔恢复了说话的力气。“他们打断了他的双手。”她轻声说。
很快，卡拉就看到鲁迪的伤势。鲁迪的双手红肿，可怕地扭曲着。警察似乎一根一根地打断了他的手指。怪不得鲁迪会惨叫了。卡拉吓坏了。可她每天都在目击着白色恐怖，知道该如何抑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向鲁迪提供实际的帮助。“他需要打一支吗啡。”卡拉说。
汉尼洛尔指着散落一地的药品，说：“即便有，也分不出来了。”
卡拉出离愤怒了。医院缺乏药品储备——警察却把这么多宝贵的药物乱扔一地。“我带来了吗啡。”她从编织购物袋里拿出一瓶透明的液体和一支盒装的新注射器。卡拉飞快地从盒子里拿出注射器，往里面灌上药水。接着，她给鲁迪打了一针。
吗啡很快就起效了。鲁迪停止了呻吟。他睁开眼，看着卡拉。“你是个天使。”说完，他闭上眼，似乎睡了过去。
“我们必须接上他的手指，”卡拉说，“让骨头慢慢长好。”她碰了碰鲁迪的左手，左手没有反应。她抓起左手把它抬了起来，仍然没有反应。
“我没接过骨头，”汉尼洛尔说，“但看过好多次。”
“我也一样，”卡拉说，“但我们最好试一试。我接左手，你负责右手，我们必须在吗啡失效前把他的手指接上。天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就这么办。”汉尼洛尔说。
卡拉停顿了很长一会儿。茉黛说得对，必须尽一切所能停止纳粹的统治，即便意味着叛国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问题上，卡拉不会再有迟疑了。
“开始干吧。”卡拉说。
卡拉和汉尼洛尔开始为鲁迪接起手指的骨头来。
每周五下午，托马斯·马赫都会去坦嫩堡酒吧一次。
酒吧非常简朴。一面墙上挂着老板弗里茨的照片，照片是二十五年前拍的，弗里茨穿着大战时的军服，没有现在的啤酒肚。弗里茨声称，他在坦嫩堡战役中杀死了九个俄国人。酒吧里的桌子和椅子不多，大多数常客都坐在吧台边。皮套里的菜单非常简单：只供应带土豆的香肠和不带土豆的香肠两道菜。
酒吧的对面就是科鲁兹伯格街的警察署，因此坦嫩堡酒吧是警察聚会的场所。这意味着这里可以不遵守法纪。赌博是公开的，站街女郎可以在酒吧的厕所里卖淫，柏林的检疫人员更是不会踏进这里的厨房。弗里茨起床就开门，等到最后一位酒客回家才关上店门。
在纳粹掌权，马赫被突然提拔之前，他只是科鲁兹伯格街警察署的一个小警察。许多他以前的同事依然混迹在坦嫩堡酒吧里，他确信在这能找到一两个熟人。尽管职位远远超过了他们，成为警监和党卫队的一员，但他还是很喜欢和老友们交流。
“托马斯，要我说，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马赫1932年时的上司，如今依然还是个警长的伯恩哈特·恩格尔对他说，“小子，祝你好运。”说着，他把马赫为他买的一杯啤酒端到唇边。
“我不是夸你，”马赫回答，“但我还是想说，克林勒恩督察比你难侍候多了。”
“我对手下太软了。”伯恩哈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