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第3/3页）

西方的影响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某些现代政治观念，同时也促进了清朝政治制度的分化和新型政治机构的建立。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增设一系列新的政治机构。主要表现在：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咸丰四年（1854年）成立“上海江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设“抚夷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改设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底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元年（1862年）左右又设“总税务司”、“同文馆”等。

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中国传统政体在西方国家冲击下新出现的产物。虽然西方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加剧了清王朝合法性统治的危机，但更多的是带来许多不利因素。首先，西方介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领土的割让与通商口岸的开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独立；片面最惠国待遇又损害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为外国商品单方面向中国倾销提供了保障。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一个现代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应不受他国的侵犯。可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全面挑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愈来愈陷入依附国的不平等地位，这就为近代中国的主权统一与政治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就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主要趋势。其次，西方的影响又削弱了清政府统治的权威。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盲目自大，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民间的反满情绪与活动在清初遭到高度镇压下一度沉寂后，再也未能发展起来。鸦片战争后，在强大的西方武力面前，清政府屡战屡败，天朝大国的政治神话终于破灭。不平等条约体系为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使中国人不仅增加了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而且也对作为“异族”的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就使近代中国在迈向政治现代化的行程中，常常陷入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两难选择的境地。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 宣樊：《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二期，第283页。

[3]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181、182、185页。

[5]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6] 《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洋务运动》（六），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7页。

[7] 《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8页。

[8]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