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

一、西方列强之冲击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人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对外界的认识，不超过一定家族或地域的范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近代国家的概念，而只是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清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中国自称天朝大国，中国以外是蛮夷之邦，是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天朝上国，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求于人的自满自傲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从最高统治者到整个知识界，都不把外国的事放在心上。的确，这种世界观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政治文化中心，周边的小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切都助长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且使中国统治者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闭目塞听，睥睨一切的习惯。但是就在清政权建立不久，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中国传统农本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之时，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却在西方悄然崛起：“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以惊人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东方。世界资本主义近代一体化的迅速扩张，最终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相互隔绝的状态，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和国家，几乎都被纳入西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中，强大的“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制。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文化触角终于延伸到了中国这个古老世界的最后一片乐土。不幸的是，这时清政府仍然沉湎于文化中心的梦幻中，结果造就了盲目自大的心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清朝对外开放，互为通商，清廷以“华夷之辨”为原则，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英国又派公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再次要求通商，但同样遭到了嘉庆皇帝的拒绝。到道光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国力的强大，英国统治者不再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欲望，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以后，又掀起了强行打开中国门户的狂潮。至此，大清国与英国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清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若将视野放大，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也开始逐步进入了近代世界。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在于这场战争本身。就双方而言，战争规模并不算大，过程也很简单。但是，这场战争代表了中英两国不同文明、实力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早已由双方的社会性质和军事力量所决定。对于清政府来说，失败是必然的。最后清政府置“天朝大国”的脸面于不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迫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国2100万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同英国签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随后，美、法等国接踵而来，纷纷仿效英国，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定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等等。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是清政府王权危机的前奏曲。有人说：“本朝内乱，以洪、杨为巨；而外祸之发韧，则始于鸦片战役。有鸦片战役，始知外国之强。未几英、法联军继之，而中朝情势乃大绌矣。故南京、天津二次条约，实维新政治之所由朕也。”[2]鸦片战争后，清廷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事羁縻”，但事实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以失败而告终，再次先后被迫签定《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清政府对西方国家不正确的看法。此后，西方国家也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不断增加；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由蔑视变为恐惧，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列强并开始出现危机。对此，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所打败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3]不仅如此，伴随着外国公使的进驻，不平等贸易的往来，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等等，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政治、文化终于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从现代政治的观点看，西方的冲击使中国的皇权出现了危机，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它使得中国“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虽然至甲午战争以前，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5年），中国的政治观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是在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上面，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承认了千古变局的存在。郭嵩焘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扬州秀才黄钧宰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3000年来最大的变化。曾纪泽称这是5000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的确，这种变化太大，不能再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了。严复把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4]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已经认识到了时代变化的性质，这就是西方的入侵在给中国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就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麋集于中国，是用来磨砺中国。就像把刀放在磨石上磨快那样，使它变成富强国家。如果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因势而利导了。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承认变局和向西方学习。这种新的政治思想观念的产生本身就对靠“闭关自守”而维系的清皇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给传统政治统治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近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