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第2/3页）

其次，是天朝观的逐渐破灭与主权观的产生。鸦片战争前，清朝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政治神话，“华夷之辨”的陈腐理论再也行不通了。战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夏燮、徐继畲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分别撰写了大量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及世界各国。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正如姚莹所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其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魏源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应该称之为“夷狄”。“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5]；西方国家是比中国更为强大的文明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官僚阶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洋务派是一批与西方国家打过交道的官僚，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和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则徐等进了一大步。李鸿章承认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几千年都没有碰到的新变局。一些洋务官僚认为中国不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因此，必须彻底放弃自我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李鸿章就曾感慨地说：世界一体是大势所趋，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当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曾国荃甚至说：“泰西各国之利皆同，中国所欲摹仿而收其利者，已非一日，臣窃以为不开于今日，必开于将来，势必之为也。”[6]为此他们开始开办学堂、译书馆，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洋务派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设广州、上海广方言馆，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驾驶和军舰制造。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编译馆，翻译了不少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他们派遣学生到美国去读书，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的优秀生到英国深造，以培养工程、军事、商务、外交方面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以西方兵备为标准，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陆军方面的人才。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有些人还主张运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应该根据国际法来重新审定。王韬、黄遵宪、陈炽、薛福成、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认为治外法权是对中国法律主权的蔑视，应该取消。郑观应认为关税主权的丧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自己控制关税。曾纪泽、薛福成认为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中最有害于中国的两项条款，主张应该设法予以废除，行使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再次，是德政观念的削弱与法治观念的出现。儒家提倡道德政治，强调靠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道德政治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清政府一败再败，道德教化已经无济于事；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中的法治与民主制度逐步有了认识。早期开明派的代表梁廷彤在他所写的《合省国说》中极力赞扬美国的法治。郭嵩焘系统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德治与法治，阐明了对这两种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西方重法治，中国讲德治。西方国家由于法律制约，君主不能胡作非为，国家政治也不会因为君主的改变而发生混乱；而中国的道德政治却使国家安危、兴衰系于帝王一人，一旦昏君当政，政治就会混乱，国家也不能稳定发展。他说：“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7]从这一点说，中国的道德政治不如西方国家的法律政治。

最后，是导致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崇尚与改革国内弊政要求的产生。西方对中国政治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民主观念的引进与发展。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撰写《海国图志》，首先对西方民主政体表示向往，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历程。他详细介绍英国的议会制，认为议会制的好处在于能集思广益，对国王有监督权，从而保证了英国政治的健康发展。他还极力称赞美国的共和民主制，认为美国总统的选举既周道又公正。相形之下，由于人心积患，官吏的腐败与无能，中国的政治就存在着种种弊端。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并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国内的政治不上轨道，当务之急乃是改革国内弊政。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虽然洋务派学习西方仅限于物质层面，但也有一些人受到西方民主观念影响，对中国的专制政体开始产生怀疑。甲午战争前夕，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西方影响的深入，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马建忠、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与主张。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求西方洋枪洋炮等表层东西，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国家的强大主要不是取决于军事而是国内的政治，所以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郑观应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马建忠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实行了“人人有自立之权”的立宪政体。薛福成也认为西方各国的政治，当以议院为最好；所以中国弊政改革的关键，是“仿泰西之良法”，建立民主议会。早期维新派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议会非常推崇，认为只要中国建立民主议会就能转弱为强。郑观应就说，政府要想得民心和使国家强大，就应设立议院。有了议院，昏君就不能为所欲为，官吏也不敢玩忽职守。汤震、陈炽、何启等人甚至主张，中国应该设县、府、省三级议会，议员分别在秀才、举人、进士中选举产生，并规定任期；凡地方兴革，官员须与议员协商，若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则由议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8]早期维新派提倡民主议会制，虽然在当时不能实行，却是对中国君主专制的一种大胆怀疑和否定。它在一潭死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不啻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思想上的浪花，引起了波动，对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变化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