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41年的感恩节橄榄球赛差不多是1938年那场经典之战的翻版，普纳荷学校和麦金利学校殊死决斗。这一次，酒川家有两个孩子为普纳荷校队效力。霍克斯沃斯・黑尔和他的校友委员会对忠雄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们主动决定把奖学金继续发给作后卫的实和中卫茂雄。就这样，曾当过挑粪工的龟次郎跟妻子和两个大点的孩子一道坐在体育馆里——大儿子穿着军装——为普纳荷学校加油。一名报社记者写道：“这是夏威夷的一场革命，开理发店的酒川和霍克斯沃斯・黑尔支持着同一支球队。”

在整个夏威夷都发生着这类微不足道的、奇迹般的融合。要是某个孩子觉得不舒服，就会用日语说：“伊塔伊（疼）！伊塔伊（疼）！”他昨晚做功课叫作帕奥哈那。跟朋友打招呼说阿罗哈。他要避免皮里基亚，跟姑娘们调情的时候是胡麻利麻利，这些全都是夏威夷语。他吃糖果，口袋里塞满各色各样的种子和一种相当好吃的甘草味中国甜食，这东西里面有糖有盐，是用干燥的樱桃或杏肉做的。跳完舞之后，他吃的也不是热狗，而是来一碗萨伊满——一种配着红烧肉块的日本面条。要不就是来一碗杂菜炒饭。饭后甜点是葡萄牙的玛拉撒达甜甜球——一种甜味的黏糊糊的炸面圈，上面撒着糖粉。整座岛屿是一个博采各个种族之长的大社区。

这一天，对火奴鲁鲁人来说，普纳荷学校痛击麦金利学校的比赛比加利福尼亚举行的玫瑰碗比赛还要激动人心，豪类天堂普纳荷学校的阵容里有酒川家的两个小子、一个姬家后代、两个卡拉尼阿那奥里家族的成员、一个罗德里格斯人，还有黑尔家族、詹德思家族、霍克斯沃斯家族和惠普尔家族的共同后代。那一年，普纳荷学校以27:6取胜。酒川茂雄打进两个底线得分，这使得他在穿过卡卡阿克的街道时受到了阴魂不散的黑帮成员的挑衅。他们说他是豪类的马屁精，然而黑帮再也不敢袭击酒川家的孩子了。他们在这上头吃过亏。

照理说，酒川家的孩子们本该有能力——三个男孩子都得到了奖学金的资助——使礼子姑娘离开理发店，进入大学读书，但全家人刚攒够这笔钱的时候，努乌阿努大街上的日本领事馆又把日本侨民召集到一起，严肃地对他们说：“对华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需资金。我们必须资助自己的祖国。请一定要记住你们对天皇的忠心。”于是这笔钱就被拿去资助日本对中国的自卫战争了。虽然五郎问朋友们：“明明是日本进行侵略，怎么中国倒成了进攻者？”五郎想问问父亲，可龟次郎在1941年底那些艰辛的日子里，也有着没法跟孩子们诉说的紧迫问题。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法讨论，除了石井先生。

夏威夷成立了一个美国公民委员会，其职责就是访问所有的日本家庭，让父母给日本写信，把孩子们的名字从村子里的登记处去掉，解除其日本国籍。霍克斯沃斯・黑尔也是委员会成员，他来到酒川家，借由礼子的翻译，在感恩节次日对他们解释说：“酒川先生，日本是一个坚持双重国籍的国家。可你五个出色的子女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美国人。从情感上说，他们也是美国人。然而，由于好多年前你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了广岛的村子里，所以他们也是日本公民。假如欧洲的战争扩大了，日本和美国都卷入战争，并成为对立的双方怎么办？如果你还让他们留着双重国籍，那到时候，你儿子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困难。为了保护他们，请你把这件事做个了结。”

五个孩子也请求父亲。“爸爸你看，”他们说，“我们尊重日本，但我们要当美国人。”父亲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他点点头，告诉黑尔先生，的确应该这样做，但像往常一样，他拒绝签署任何文件。五个孩子怎么也搞不懂其中的缘由，他们全都支持黑尔先生。黑尔说：“这样可不对，酒川先生，你让儿子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有三个还是普纳荷学校的学生。”

但酒川君的心意已决，黑尔先生走后，全家人都埋怨他，他感到自己被孤立了，便在椅子上踹了一脚喊道：“我要找个地方清静清静。”他找到石井先生，沉着脸坐在他身边。

“我们的罪恶终于找上门来了，老朋友。”他说。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石井君悲凉地说。

“孩子们非要我给广岛写信，把他们的名字从登记处除掉。”

“你不会这么干吧？”石井先生满怀希望地问。

“我怎么干得出来呢，给咱们所有人蒙羞？”

两个头发花白的五十多岁男人一肚子烦躁地坐在那里，心里想着这件令人难堪的往事。在村子里，龟次郎娶了漂亮的纯子并跟她育有五个子女，这些全都按规矩呈报上去了。石井君在法律上娶了森顺子，没有生育。然而这两个人偏偏互换了妻子，龟次郎娶的是顺子，她才是五个子女的母亲。石井先生娶了纯子，而纯子最后做了妓女。他们怎么能跟努乌阿努大街上的日本领事馆解释这件事呢？怎么对孩子们解释这个偶然的重婚事件呢？最主要的是，他们怎么对广岛的村里解释呢？“全日本都会为我们感到羞耻。”石井先生闷闷不乐地说，“龟次郎，咱们最好就这样耗下去得了。”

“但孩子们总跟我过不去。今天，就连黑尔先生都到我家来了。他手里还拿着文件。”

到了12月6日，礼拜六，黑尔先生又来到他们的小屋，说：“你是我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了，酒川先生。请你解除儿子们的双重国籍。五郎现在已经参军了，忠雄和实都加入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你非得这么做不可了。”

“我做不到。”龟次郎通过充当翻译的五郎说，五郎在史高飞军营有一张周末探亲证。

“我实在搞不懂老爷子。”五郎说，他理了理军服，显然十分为之自豪，“他忠于日本，但他也不是死硬派。等你走了我再劝劝他，黑尔先生。”

“看上去，他固执得要命，”黑尔先生警告说，“特别是你已经入伍了。我肯定得报告上去。”

五郎耸耸肩膀：“你跟日本老爸爸争论过事情吗？我的老爸爸脑子里有些疯狂的想法根深蒂固。但是我会尽力。”

那个礼拜六晚上，酒川全家为双重国籍的事情争得不可开交，他们说的是日语。

“我尊重你的国家，爸爸，”五郎说，“我记得那次跟和尚争论回不回日本，最后我认输了，我真的打算回去来着。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爸爸。橄榄球，现在是参军。咱们面对现实吧，爸爸。我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