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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方承道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似乎是闲聊的言语，他其实是有要紧的意思要表达。那个意思，在前些天他来拜访宗泽时曾经提起，而宗泽显然未做认真考虑。现在宗泽因劳累过度病倒，他觉得正是再度进言的时机。他想宗泽若能听劝最好，若是执意不听，他也算是尽了心。

话题先从李郎中独到的医术及用药配伍方法扯起，进而议论到中医关于阴阳平衡、标本兼顾、形神相济、养治结合的玄妙医理，然后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养生方面。

这是方承道的刻意引导。他就此将话题展开，引经据典地向宗泽介绍了一些古代养生家的箴言，尤其是强调了对于过劳危害的警示。他说，古人早有五劳之诫。所谓五劳者，即肝劳、心劳、脾劳、肺劳和肾劳。尽力谋划则肝劳，曲运神机则心劳，意外致思则脾劳，预事而忧则肺劳，矜持志节则肾劳。宗泽即因五劳具备，故使五神不宁而为病。

他还列举了秦始皇及三国时期周瑜、诸葛亮等人之例，指出这些杰出人物的寿夭，莫不与其五劳过甚有关。所以他恳劝宗泽，作为一个年迈老者，务应高度重视樽节惜护元阳，谨防积劳成疾折损天寿。具体地说，应牢记古人总结的养性延命“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

继而，他又同宗泽说到了中医养生所讲究的顺天应时问题。也就是说，根据生物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人在何时该做何事，是存在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们所谓的天道。人对于天，乃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比如一日中的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十二时辰，便是与人体之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诸经相对应。因而时至子时，便应就寝养肝，时当卯时，则当清肠排便，等等。当做时不做不行，不当做时硬做也不行。一日是这样，一年是这样，人的一生亦复如是。阴阳消长俱有定势，内中的道理意味深长。顺天应时者年遐寿永，逆天背时者难免罹灾，是为亘古至理，非人力所能违之。

若是由着方承道的谈兴，再聊下去还有的是话说。但他明白这是在探视病人，耗时过长很不相宜，于是他便适可而止了。不过，虽是意犹未尽，语意却已表明。他知道凭着宗泽的聪敏，不会不理解他这番苦口婆心的用意。

联系到上次方承道关于汴京之事实不可为之见，宗泽当然是很容易听懂方承道的意思。那意思无非是一句话：奉劝他明察利害，独善其身，急流勇退，颐养天年。

这个主张虽然消极，但客观地讲，却不能不承认，对于宗泽来说，的确是明智选择。

汴京这个泥沼深不见底，身陷其中危不可测，而他宗泽已是风烛残年，还有多大气力翻江倒海？似这样动不动就弄得七窍生烟，说不定撑不上三两个月，就得把这把老骨头折腾进去。这次骤患急症，便是一个预警。而若及时抽身，远离一切焦灼，凭他的体格底子，再加上恰当的养生方法，估计再活上十年二十年也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方承道的进劝，宗泽倒并不是如风过耳，在内心里也并不全然排斥。

问题是，宗泽不可能只单纯考虑他个人的去留，因为他的去留并不仅是关乎其自身，还与汴京乃至朝廷大局有密切关联。这是显而易见的，宗泽不可能不顾及。

从方承道对时局的洞察程度上看，他似乎也不应对此漠不关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想的？莫非他对未来时局的变化，另有一番预见？方承道告辞后，宗泽独自卧床静思，脑间忽然闪出这个疑问。

这个疑问引起了宗泽的兴趣。他寻思待病愈后，有必要抽时间再与方承道深谈一下。虽是交往次数有限，宗泽却已觉出，这方承道与其父一样，不是个平庸之辈。他们尽管身居茅庐，目光却是纵横古今。这种人的言论虽不免偏激，却往往能够一语中的，引为启迪没有坏处。而他们的偏激立场，宗泽想，恐怕主要是由于有翅难展而造成的，可以理解。大凡怀才不遇者，都有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