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宋代州府衙门中承担狱讼事务的有司，主要是指两个部门，即鞫司与谳司。鞫司专任审理刑案，谳司专掌检法断刑。即一桩案件的审讯权在鞫司，而判决权则在谳司。掌管鞫司的职官唤作司理参军，负责谳司的职官称之司法参军，二者各司其职互不侵紊。这是为了通过二者的相互制约监督，避免偏听独断，防止奸弊冤狱。

宗泽是赞同这种分权互制的司法制度的，认为这比悉凭州府长官一人专断，办案的效率和公正性要强得多。但是，该专断的时候还是要毫不客气地进行专断，亦是宗泽的官场经验。他认为这是职责使然，尤其是在非常时期，若无必要的专断魄力，反而会误事。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宗泽就又要亲自出马专断一回了。因为这天要审理的案件，不是普通案件，而是一桩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间谍案。

行政主官一出马，审判程序便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因而在这一天的堂审中，除了主审宗泽，副审闾勍，司理参军步达昌与司法参军侯云甫亦皆奉命作为陪审出席。担任笔录的，是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宗颖。

那个受审奸细叫牛亨吉，是个出生于辽地的汉人，有三十五六岁模样，生得五短身材，面黑体胖，满脸的横肉上镶嵌着一对绿豆粒大小的鼠目，一眼看去，那副容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唯利是图的奸商。

他的掩护身份也确实就是采购生药的商人。这牛亨吉潜入汴京已经有十来天，这些天来，他不仅自己四处活动着去收集有关汴京军备的情报，还以洽谈生意为诱饵，收买了一个宋人商贩为其刺探宋军军情。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商贩在重金的驱使下，不惜以身试法，每日里便以兜售廉价日用百货为由，频繁出没于军营附近，煞费苦心地接近禁军官兵，以期套取有关禁军兵员装备兵力部署等信息。

然则那厮毕竟不是个专业细作，缺乏相应的间谍技巧，他那些明显地超出经商范围的问话，很快便引起了某些警惕性较高的禁军官兵的怀疑。闾勍接到禀报，就指示部将待其再次出现时，进行了抓捕。那商贩的心理素质又极差，被抓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未待用刑便将事由一五一十全招了出来。

闾勍拿了口供，让那商贩仍然如约去提供情报，就在接头地点，对牛亨吉来了个瓮中捉鳖。

这宗金人间谍案破获得很顺利，但当接下来审讯牛亨吉时，冒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那牛亨吉被捕后，不仅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还十分傲慢地自称是大金国出使汴京的特使，并当真拿出了由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亲笔签署的出使文牒。这就不便似对待一般奸细那样断然处置了。事涉国策外交，闾勍不敢擅专，便赶紧上报了宗泽。

宗泽一听即知，这个案子是无人敢于率尔裁决的，无论他想不想专断，到头来都必得由他定夺。这个责任非他莫属。权力与风险的连带关系，到了这种关口就凸显出来了。当然宗泽一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也正是由于他每每在关键问题上勇于挺身承当，才赢得了历任部属的由衷信服。

尽管牛亨吉到了宗泽面前仍是趾高气扬矢口抵赖，案情真相却不难廓清。宗泽为官起自州县，审案是个行家里手，对于牛亨吉自称其为金国使臣云云，几句犀利的质问便驳了他个理屈词穷：“你是本月几日到汴京的？你在汴京待了多少天了？既是奉命出使，你为何来此之后迟迟不向我官府递交国书？”“你这文牒上写的是出使大楚国，我们这里却并无什么大楚国，你脚下所踏之地明明是我大宋河山。你揣着这张破纸，文不对题地跑到我大宋的京城里来做什么？”“你口口声声言称自己是个使臣，那么你且说来，你之出使有何公干？你到汴京后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桩哪一件符合使臣身份？”

针对牛亨吉关于其在汴京的种种活动只是出于商业意图的狡辩，更是无须多费口舌。宗泽早已在提审之前，便将功课做足，这时他直接就将那宋人商贩的口供，以及在牛亨吉下榻处搜出的情报记录，给牛亨吉杵到了鼻子底下。

面对宋人商贩的口供，牛亨吉尚可反驳那纯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但当看到那份记录着汴京禁军的驻地、布防、兵员、马匹、装备、供给等情况的情报稿时，他却再也不能自圆其说。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着的镇定和倨傲，至此变得荡然无存。

那份情报稿系用一种柔韧的防水簿生笺写就，密藏在一个特制的皮革佩囊夹层中。记载情报的用语极简，且所用文字既非汉字又非金文，而是中原人很少接触的契丹字符。牛亨吉自谓这个东西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即便是发现了，也读不懂。没想到宗泽不仅已将其搜出，而且还准确无误地予以逐字破译。宗泽在战场上的威名，牛亨吉早就如雷贯耳，今天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这位老帅的足智多谋。他很后悔没有坚决听从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叮嘱。完颜希尹曾严肃告诫他，记录情报只可用脑，不可用笔，宗泽非比常人，切莫心存侥幸。现在他除了自认倒霉，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地在审讯笔录上按了手印。

案情审毕，下面的事情就是判决。此案的真正棘手处就是在这里。

当此两国交恶之际，对于一个罪证确凿的军事间谍，断然处决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这厮那层所谓的使臣外衣，内中便颇有可虑之处。不要说斩首，就算只判拘押，亦不免遗金军以兴兵借口。

假如朝廷的抗战意志坚定不移，这也没什么。要打就打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问题是目前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朝廷的外交方针经常是左右摇摆反复多变。如果金军借口此事动武发难，搞得皇上焦头烂额，很难说本案的判官不被朝廷迁怒于身横遭重处。类似的倒霉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

可是倘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牛亨吉驱逐出境，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城防军机，且必将助长金军的嚣张气焰，致使其越加肆无忌惮地遣谍入境，严重危害大宋国防。这是宗泽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尽管宗泽深知此案之棘手程度，却是只能迎难而上，无可迂回敷衍。

宗泽知道这事让有司去议，不会议出什么结果，干脆也不为难他们了，当堂便一锤定音：牛亨吉囚入狱中秋后问斩，那个宋人商贩押赴刑场即日斩决。既然天塌下来有宗泽顶着，有司的手脚便无所拘束了。步达昌和侯云甫二话没说，就立即遵照宗泽的吩咐，按照司法程序分头去整理案卷，以及去进行监押、处决案犯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