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赵与洪应之疏离关系（第2/9页）

第二，洪述祖任内务部秘书究竟由谁推荐。按照赵秉钧在刺宋案发生后公开的说法，洪述祖系国务总理唐绍仪所荐，当时各种报道也都这样讲，包括唐绍仪本人在内，并无异议。但唐绍仪1917年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出庭作证时却说：“我为总理时，洪述祖并不在内务部为秘书。”[239]这极易让人误解为洪述祖担任内务部秘书并非他所推荐。而洪述祖1918年接受京师高等审判厅讯问时，又说袁总统令其为内务部秘书，似乎印证了唐绍仪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经查，唐绍仪正式卸任国务总理是1912年6月27日，其中6月17日至29日由外交总长陆征祥代理，[240]而洪述祖被批准为内务部秘书是1912年6月20日，[241]大概因为距唐绍仪正式卸任仅有几天，而且唐并不想卷入宋案，遂在会审公廨有那样的说法。但这并不能推翻唐曾推荐洪任内务部秘书的事实，否则他应当在赵秉钧的说法出现之初便出面否认，而不是在赵秉钧死去几年后才试图否认。因此，赵秉钧的说法应是可靠的。《神州日报》还曾对唐绍仪推荐洪述祖的具体情形有如下记述：

前年清帝未退位时，洪曾手草退位诏书进之庆邸，力言清室退位之利，否则必亡。此为洪有功民国之一事。及至南北统一，以唐少川为国务总理，有人荐洪为国务院秘书长，唐亦允之，惟以魏宸组为南京政府之人物，一切皆能接洽，洪之秘书长遂为魏所夺去。唐总理因无洪之位置，乃荐洪于赵总理，赵时为内务总长。及官制发表，无秘书长之名，赵请于唐，唐曰：给他一秘书可也。此为洪述祖入内务部之始。[242]

此段中关于唐推荐洪任内务部秘书的记述，恰可与赵本人的解释相印证，可信度甚高。

至于袁世凯插手内务部用人，令洪述祖任秘书，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内务部参事顾鳌，就是由袁世凯插手安排的，《神州日报》曾有报道，谓：“前民政部佥事顾鳌，去年因反对共和，在上海拘禁。回京后得汪荣宝、章宗祥介绍于总统，极力揄扬，谓顾劳苦功高，不可不优予位置。总统已面谕赵总长将顾位置于内务部中，谅必有司长、科长之望矣。”[243]赵秉钧之所以没有提袁推荐洪任内务部秘书之事，可能是因为那样将会把袁世凯直接牵连到刺宋案当中来，这恐怕是他不敢的。袁世凯身为临时大总统，亲自出面向内务部推荐洪述祖为秘书，极有可能是为了让洪述祖就近监视赵秉钧，就如同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所讲的那样。当然，袁世凯本人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宋被刺后袁就更不可能承认这一点，而是要竭力撇清他与洪述祖的关系，故他曾对总统府某君说：“洪述祖虽为内务部秘书，其人之卑劣，久已著名。余尝谓北方有洪述祖，南方有赵凤昌。此次洪述祖之任内务部秘书，实系唐少川所荐，智庵平日亦不甚信任之。”[244]

虽然史实表明，赵秉钧在前清时期便与洪述祖交往密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鼎革以后，赵、洪二人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疏远起来。赵秉钧说洪述祖到内务部后“向不曾办公事”，“仅领干修，不常视事”，又说“余不以部务属洪，洪亦自称不愿拘于寻常公事”云云，基本与事实相符。[245]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洪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关系逐渐变得很不融洽，其原因首先是洪述祖到部后“汲引私人，大受同事攻击”，[246]让赵秉钧很不满意。《民立报》曾详细报道洪述祖在内务部的所作所为：

京函：内务部佥事陈以丰，系前清副都御使陈名侃之子，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私人。陈前在民政部时，声名极为恶劣，是以此次补佥事后，先分警政司，警政司拒绝之，继改职方、卫生司，又拒之。赵总长不得已，遂将陈派充会计科科员，陈又不愿屈就，不知如何运动，竟得统计科科长，于是总务厅人员咸抱不平，往质问次长荣竹农（即荣勋——引者）。荣答以此系总长之意。各员又往询赵总长，赵大为愕然，当答以不知此事，即由电话询之荣次长，问以陈以丰何以改派统计科长，何以与原分科之单不符。荣次长答以此系秘书洪述祖传奉总长之话，并非次长所擅改。赵始知洪述祖揽权舞弊，撞骗招摇，颇为震怒，当宣言于众谓：此次分科各员一律取消，听候再行改派，以息人言。一面又下一命令，以后秘书不准传话，所有公牍均以总长亲自盖章为凭。当时众怒稍平，遂各散去。日来各司员秘密调查，洪述祖自开部以来，劣迹甚多，每日必在大李纱帽胡同醒春居为会议之地，有包办科长之说，此次援引佥事至八人之多，实为内务部之一大蟊贼，非要求赵总长将洪撤退不可，恐风潮正未已也。[247]

其他各报也都纷纷报道并抨击洪述祖。如《大中华民国日报》说洪述祖“到部后，揽权纳贿，任意招摇，日在大李纱帽胡同醒春居、石头胡同武林金并某孀妇处与某某等秘密谈话，其声名之恶劣，固通国皆知。旋以其私人陈以丰、陶洙、陶毅均位置佥事，以至引起阖署辞职之风潮。后又伪传赵总长之面谕，欺蒙荣次长，复从中播弄是非，以至赵、荣不洽，荣之左迁蒙藏局，即由洪之倾轧也”。[248]《神州日报》“北京专电”则谓：“内务部佥事汪曾武等具呈于赵总长，控告秘书洪述祖劣迹多款，并谓其串通次长将总长已签押之部令私自挖改，赵阅呈大怒，谓：‘谁敢改我公事，我定不答应。’洪惧，已逃往天津，赵已派员调查，再定办法。”[249]此外，《亚细亚日报》说赵命洪“充内务部秘书，而意见终不洽。洪屡献策于赵，赵不能纳”。[250]《大公报》亦谓：“赵本鄙洪之为人，以敷衍唐少川之故，不得已而用之。洪自负多谋，屡屡献策于赵，赵置不理，洪大为觖望，乃时时詈赵。”[251]这些都反映出洪述祖与赵秉钧及内务部同僚关系紧张。洪述祖正是因为大受同僚及报纸攻击，在内务部难以立足，这才请赵秉钧派其至东南调查水上警察，从而与共进会会长应夔丞接上了头。《民主报》说洪述祖“手段通天，挖抽公文之罪不惟不宣，且得优差而出，名曰暂避同官之讥评”，[252]指的就是洪南下“公干”这件事。

另外，洪述祖在南北议和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作用，常以“革命元勋”自居，但鼎革后职位却无变化，只是由前清民政部秘书改为民国内务部秘书而已。这让洪难以接受，因此“鄙秘书事，小居恒怏怏，不理部事”，而赵“亦心鄙其人”。[253]故洪“平日在部办事之日甚少，其踪迹频奔驰京沪间，车站往来人物表中，一月恒见其姓名，可以证之”。[254]以上情形在前引赵秉钧所言中屡有所及，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赵、洪二人的关系。此外，洪述祖身为内务部秘书，却“时往总统府”，难免会引起赵秉钧疑忌，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洪、赵关系远不如洪、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