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解不开的古物迷踪是历史的宣言（第2/9页）

孰是孰非，一时难有定论。曾侯乙的墓葬地点之谜，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作为依据，才能解开。

究竟是谁拿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主要讲的是蔺相如怎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替赵国保住了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然而，和氏璧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完全终结。

后来，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并从赵国又夺回了那块和氏璧。秦王自封“始皇帝”登基后，为了显示自己“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特地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传国玉玺外部螭龙盘踞，张牙舞爪，是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的体现。当时著名玉工孙寿刻制玺纹，著名书法家李斯题写玺文。自秦始皇后，传国玉玺开始辗转流传，历代帝王都视之为承天受命的神圣之物，为得到它而费尽心机。

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巨大外，传国玉玺格外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流传过程中时隐时现，且到目前为止仍下落不明。

传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洞庭湖时，突然风浪四起，秦始皇的船面临被掀翻的危险。秦始皇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以此祭祀水神，压住波浪后平安过湖。8年后，当他出行至华阴平舒道时，有人持玉玺站在道中，对始皇侍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代称）。”说完就消失了。传国玉玺重新回到秦始皇手中。

秦末，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亡国之君子婴将“天子玺”献给刘邦。刘邦登基后称其为“汉传国玺”，珍藏在长乐宫，成为皇权象征。西汉末王莽篡权，逼迫掌管玉玺的孝元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扔掷地上，玉玺被摔掉一角，后来用金将其补全，因此留下瑕痕。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玉玺落到了汉光武帝刘秀手里，并传于东汉诸帝。东汉末年动乱时，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失踪。后来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一宫女尸体，从她颈下锦囊中发现“传国玉玺”，从此孙坚做起了皇帝梦。不料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诉袁绍，袁绍得知后，逼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又重新回到汉献帝手中。

三国鼎立时，玉玺属于魏国，晋一统三国后取得了玉玺。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传国玉玺”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玉玺又归前赵刘聪所有。东晋咸和四年（329），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后赵大将冉闵杀了石鉴自立，将玉玺重新夺回。此阶段还出现了几方“私刻”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印、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由寺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玉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有发生。如宋绍圣三年（1096），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玩的把戏。

明弘治十三年（1500），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玉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玉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

又据说真正的传国玉玺在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了漠北。明朝初，明太祖派徐达到漠北，追击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有关传国玉玺的记载，但明太祖最终还是空手而归。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旁的一座古墓里，曾出土了一件彩色单耳小陶罐。

这个陶罐高14.8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5.5厘米，敞口短颈，鼓腹圆底，在颈腹间还有一宽带状的单耳。陶罐为手制，外涂一层土红色的陶衣，陶衣上通体涂绘暗红色的花纹。陶罐颈部是上下两排三角形花纹，腹部为上下两个三角形花纹演变而成的勾连的涡卷纹，耳柄上绘有斜纹方格网状纹，口沿内壁还绘一圈带纹。整个陶罐制作精巧，色泽艳丽，纹饰醒目，是一件美丽的原始艺术品。

令人惊异的是，在哈密哈拉墩地区和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地区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陶罐。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古代哪个民族创造的艺术品？陶器上彩绘三角纹、涡卷纹的花纹表现了什么？这些问题至今还不得其解。但在专家学者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彩色的陶罐应该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关系。

其实，新疆地区在很早以前就跟中原王朝有联系了。

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记载，说周穆王曾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这个故事应该是中原王朝与当时的新疆地区有接触的最早记录。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两汉时，汉武帝统一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于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促使西域文化空前繁荣发展。在尼雅遗址出土的锦被上写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出土的锦袋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书文字。这些文物都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唐代时，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诗人都曾写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边塞诗”，说明当时的文学之士也已经开始与西域有所联系。

到清代，清王朝对新疆进行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一带，汉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纪晓岚、林则徐、戴澜、刘锷等都曾被谪来疆，在新疆还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由此看来，塞外彩色陶罐很有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内地彩陶艺术的影响下制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