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政策（第3/5页）

还有一种毫无理由的侵略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战争只有在为了巨大利益或者具有充分理由时，才能获得人们的谅解。

1808年和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两次作战的结果截然不同。第一次作战完全是一次侵略，威胁西班牙民族的生存，罪魁祸首也自食恶果。第二次入侵，法国的入侵赢得了所占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因而获得了胜利。

我提到这两次战争，只是为了说明，入侵并不仅是成吉思汗所为。在我提到的这些入侵中，第一次导致拿破仑下台，第二次则恢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中断的邦交关系。

我总是希望入侵越少越好，但是，我也要承认，入侵邻国要比等待敌人进攻有利多了。我还要承认，制伏征服者需要善于选择时机，为征服者设定一些限制，因此，如果不是过分的征服欲望，而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合理考虑而决定发动入侵战争，那么在确定战争的规模时，就应该考虑战争的目的和可能遇到的来自敌国和其盟国的一切障碍。

如果一国的人民群情激奋，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战斗，而且该国又有强大邻国的支持，那么对其发动入侵战争是极其困难的。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战争就深刻地印证了这条真理，1792年、1793年和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都是很好的例子。法国虽未被占领，但也没有任何强大盟国的支援，它几乎与欧洲为敌。

我举这些例证的目的是为了从这些历史事件中找出规律，以便在类似行动中得到一些教益。

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民的抵抗，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奥斯曼土耳其对敌人的仇恨令他们拿起武器，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希腊人的支持。如果土耳其人可以和希腊人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能变得更加强大。

入侵邻国，如果不顾及当地居民，那么左右战争的就是战略法则。拿破仑对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动的战争，都是在这些法则上迅速发展的。关于纯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将在后文专门阐述。

如果入侵遥远的国家，而必须越过一些国家，那么成功多半依靠外交，而非战略。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使靠近敌国的强国成为自己的盟友，因为在它的支援下，我们不仅可以增加兵力，还可以得到牢固的基地和掩蔽场所。要获得这样的有利条件，必须使盟国与我们利益与共，使其与我们一样关心战争的成败。

我们总说，政治对远征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干涉对向邻国的入侵也有很重大的影响。1805年和1809年，法国入侵奥地利，如果普鲁士能适当地干涉，那么结果又会不一样了。1808年，法国入侵普鲁士，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影响。1829年，如果没有采取果断的政治措施，不采用谈判来排除干涉，那么俄国对土耳其的入侵很有可能失败。

信念战争

信念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人们总是分不清这三者，因此我必须对它们分别阐述。

信念战争可分为：局限于内部斗争，即国内战争[6]；既是内部斗争，又是外部斗争；局限于外部冲突的斗争。

两国之间的信念战争，也属于干涉性战争。它的起因大致为：一方想将一种学说强加给邻国；一方想反对并打倒另一方的学说。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干涉性战争。

这类战争的原因，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出于政治信仰，结局都很惨烈，因为这类战争容易激起各国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残酷可怕的欲望。三十年战争、神圣同盟战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特点。宗教虽然为教义服务，但是宗教往往更能被利用成为夺取某种政治权利的借口和手段。教义可激起同道的热诚，建立起同道的团体，教义也能激起不同人群的敌意，从而产生可怕的斗争。

一般而言，因支持和抵抗政治信念而引发战争的概率差不多。1792年，欧洲各国对《人权宣言》极为恐慌，人们当时只想到堵住这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这显然是愚蠢的。对于这种狂热情绪，战争是下下策，时间才是灵丹妙药。一个成熟的民族，狂暴分子引发的骚乱只是暂时的，人们会在短暂的失控后，重拾理智。如果用外力来平息这种骚乱，只会火上浇油。

我深信，如果吉伦特派和国民议会未遭武力威胁，它们是不敢把手伸向软弱的路易十六身上的。而且，如果不是杜木里埃[7]的惨败和外敌的武力威胁，吉伦特派也不会被山岳党人击败。如果放任各党派互相争斗，那么法国国民议会就会一直掌权，甚至主导恢复君主政体。

从军事方面看，这些战争是可怕的，因为入侵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军队，还要面对反抗的民众。要知道，被激怒的民众掌握着各种力量，他们支持军队，占领要塞、兵工厂，入侵者又有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是这种战争的最佳例证。它告诉我们，攻击一个满怀狂热情绪的民族是多么危险！更别提入侵者那拙劣的军事行动了。当杜木里埃溃退后，联军如果一面向守军宣称，他们之间并无仇恨，一面率20万大军直取巴黎，那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他们也许能暂时复辟帝制，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掩护他们向莱茵河撤退，他们的下场也很悲惨。一切都取决于法兰西人民和军队的决心。

至于信念战争的军事规律，大致与民族战争的军事规律相同。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民族战争中，敌对国家必须使其屈服，占领敌国的要塞，歼灭敌国的军队，彻底征服敌国；信念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不受任何细节阻挠，避免激起其民众的反抗心理。

1823年的西班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相反，法国大革命战争是信念战争，同时也是民族战争，还是国内战争。1808年西班牙战争完全是民族战争，1823年西班牙战争只是部分意义上的信念战争，毫无民族性质可言，这两次战争的结局也就差别很大。

从实施技术上看，安古林公爵的远征是成功的。他不仅攻占了要塞，在抵达埃布罗河后，攻占了敌人所有基地，他没有按照内阁的指示去征服全部敌国土地（这会再次激起西班牙人的反抗），这使他获得了各民族的支持。他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性的战争，需要尽快结束战斗。凡是要指挥此类远征的人，都应该仔细研究安古林公爵的行动，他不超过三个月，就已经到达加的斯城。

从事件经过可以得出，西班牙的失败与军队毫无关系，西班牙政府既未能利用取得的成功，也没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西班牙政府屈从了反革命分子，人民也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革命和反革命都无法巩固政权，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元首，他得到军队的支持，符合国家的利益，能将西班牙民族联合起来。西班牙是一个美德与瑕疵兼备的民族，如何正确评价它，一直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