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战争与和平（第5/7页）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滕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滕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冈瑟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瑟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滕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巨大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党卫军全国领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拯救德国于灭顶之灾中。计谋奏效了。次日早上，2月18日，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滕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会面，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定下的会面。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纳多特被载往卡尔滕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取笑自己。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滕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本内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滕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滕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简单陈述的观点。”

卡尔滕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印象，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在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北欧的安定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滕布鲁纳问贝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尔滕布鲁纳不仅点头同意，并且还说，他“非常赞成”贝纳多特直接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面。一个小时之后，伯爵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起了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听对方讲话：自从他在暖暖的炉火旁坐下，外交部长便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贝纳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讲多久，于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里宾特洛甫首先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假设，如果德国输了这场战争，不出六个月，俄国轰炸机便会飞临斯德哥尔摩上空，红军将枪杀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鹦鹉学舌般一刻不停地重复着纳粹的陈词滥调——就像一张坏唱片，伯爵想。最后，里宾特洛甫宣称，在世之人中，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后，他结束了讲话。贝纳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经六十七分钟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伦堡驱车将贝纳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盟国持续的空袭使这段行程险象丛生，对身患血友病的伯爵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小伤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伦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尔滕布鲁纳；而希姆莱则是一个软弱之人，总是被前一个与其交谈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