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6/7页）

有树或者电话线吗？鲁德尔心想。还有，机翼什么时候会折断？此刻，腿部的疼痛超过了一切，他只能机械地应着喊声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地形怎么样？”他问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了，也再不能撑竿跳高了，可是，有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所以有没有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薄之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着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秉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最后成为一位大演说家和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其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其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它的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〇”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这两位大人物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么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溢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在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中，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3)，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缄口不言。“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元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应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但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如果情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