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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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仅受到东西两线的地面夹击，还不断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尽管东线灾难的严重程度仍然完全对公众和希特勒隐瞒着，但是几乎所有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身处空战的第一线。2月4日，纳粹党二号人物马丁·鲍曼写信给他的妻子格尔达，描述了元首总部的惨状。

我亲爱的女孩：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这里唯一一间装有临时窗户，还算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一派让人惊讶的景象——弹坑遍地，树木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创；东花园和宴会厅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卫兵站岗的那个挨着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勤勉工作，因为战争仍在各条战线上继续着。电话通信依旧瘫痪，元首官邸和党部仍未与外界恢复联系……

更惨的是，在这个号称政府区的地方，照明、电力和用水的供应仍然短缺！总统府前面停着一辆水车，这是我们仅有的饮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诉我，最要命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脏鬼一直在用，却没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给“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关于东线溃败的信，里面谈到了日益增长的危险，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局势迄今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确实，我们已经投入了一些预备队，然而苏联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种重武器要比我们多数倍。面对它们，即使人民冲锋队再拼命、再坚决地反抗也无能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且善解人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就不会给你写这些了。对你，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局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我非常诚实的话，应该说，有多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亲爱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体会到，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侣、我的爱人、我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时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运，能拥有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我亲爱的，我最美丽的，你是我一生的宝贝！

对纳粹的虔诚狂热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古怪。例如，在引诱了女演员“M”后，鲍曼在给格尔达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家伙，如今“难以置信地快乐地又结了次婚”。格尔达在回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她非常高兴，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她又写道，对于不能和“M”交换意见，不能并肩作战，为元首持续提供党员，她深表遗憾。显然，她和马丁已有的十个孩子并不够。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乱场面。他给附近的弗利德贝格红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写了封信。

我热切盼望您能得知我们正在此地，并将此事告知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俄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物。但是做面包用的面粉很快就要不够了。因为村子里断电了，而这里的磨坊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扬一下阿布拉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布拉莫夫是一名和蔼可亲的苏联联络官。一天前，他到了乌加滕村。就在他离开这里，动身去弗利德贝格的几个小时后，北边传来了炮火声。一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正在反攻，并命令在村子北边挖些散兵坑，以击退敌人的进攻。

黄昏时分，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富勒带上贝尔坦做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让他们挖坑的那个上校。刚走出一英里，他们就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拦住了。哨兵押着他们，穿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了数辆在大雪中围成一圈的坦克旁。两个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个高声威吓的军官又把他们拦在了这里。

贝尔坦紧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们要枪毙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是游击队。”

争辩了好久之后，那名军官终于允许他们继续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俄国士兵出了事，他”——他指着富勒，“必死无疑！”

司令部就设在邻近的一个农庄里。所有人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挥官是个上尉，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不过，当他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时，便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村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美国人！”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离开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名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的候补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〇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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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炎症，不能移动。